【目的】产业集聚是城市协同分工发展的产物，是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探究产业集聚对城市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其作用路径与效果，可为优化城市群资源配置提供科学参考。【方法】本文首先从城市经济理论出发，构造“产业集聚—生产改善—土地利用—配置效率”作用路径阐释产业集聚影响土地配置效率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9—2018年全国九大国家级城市群128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松弛值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了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并实证检验了其与产业集聚水平的关联，从区域阶段效应、产业集聚特征效应视角分析了其作用差异与机理。【结果】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中国城市群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呈上升—下降—上升的演化趋势，且在地理分布上大致表现出东部和东北部上升、中部平稳、西部下降的空间差异。(2)产业集聚程度提高能显著促进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的提升。(3)产业集聚对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边际递减。(4)产业多样化集聚对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结论】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用地配置的促进作用存在着空间区域差异、集聚效应差异。因此，优化中国城市群产业发展格局需要契合城市群发展特征而进行差异化政策改进，包括加强产业集群资源配置、调整资源向优势区域倾斜、革新地区产业结构形成区域协作三方面内容。

城市群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城市创新能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2004—2020年中国十大国家级城市群样本数据,结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编制的创新创业指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究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更有利于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城市群分工协作和城市经济集聚是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关键机制。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其中,对中小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比大城市更显著。此外,同侪政府竞争在城市群多中心结构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中表现出负向调节效应。因此,需不断优化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着力促进区域分工协作和经济集聚,助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大国家级城市群,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测算2016-2018年各城市群科技研发效率。超效率DEA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效率均值最高,其次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城市群,由于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研发效率均值处于四大城市群之尾。Malmquist指数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大部分城市都实现了技术效率正增长,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技术效率逐渐下降,与其它三大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整体而言,四大国家级城市群的技术进步率均值高于技术效率均值,由此可见,增强地区科研能力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我国区域研发效率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群资源配置、优势资源禀赋、区域协同创新水平以及产学研深度合作等提出对策建议。

本文将我国设立国家级城市群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以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集聚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降低了我国城市群城市间的税收竞争强度，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经济集聚对中部、西部地区城市群城市间的税收竞争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资本等流动性生产要素偏向于流入城市群城市，说明城市群政策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大于税收竞争强度降低所带来的生产要素税负水平提高。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城市集群化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城市集群化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作为最具研发活力的板块，城市群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创新投资是否具有联动性呢?本文以国家级城市群中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企业为样本，通过组合分组面板回归等实证方法得出城市群内不同行业的企业创新投资存在明显的联动性，且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主导行业)对其他城市(其他行业)具有辐射带动效应。此外，这种联动性会进一步造成创新产出的联动，进而缩小城市群内发展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商关系越亲清，城市群内企业创新投资的联动效应越明显；企业信息环境较好时，城市群内企业创新投资的联动性更强。

基于2004—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实证考察了经济集聚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空间溢出。研究发现，依托城市群建设所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显著促进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机制研究显示，城市群建设通过吸引资源要素流入创造“集聚租”,“集聚租”带来的超额税收收入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提供财政保障。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财政压力较小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政策效果更显著。拓展研究得出，城市群建设会对周边300千米以内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虹吸效应”而非“辐射效应”。

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既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腾出环境容量，也为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系统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2006—2017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时空转换特征，并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多种情境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特征及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效果则相对更为明显。较之于绿色技术效率，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高端化发展更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的空间外溢效应方面仍不显著，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跨行业、跨区域推进城市群绿色发展中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以“十四五”规划中位列优化提升范畴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五大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区域科研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结合TOPSIS模型对各城市群及其区域内各省份的科研竞争力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城市群科研竞争力水平差距显著，呈现为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的格局；各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增长极；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区域内各省份的科研竞争力差异最为显著；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二者科研竞争力评价表现虽居五大城市群的下游，但其区域内各省份科研竞争力整体实力较为均衡。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制造业依旧呈现疲软状态。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破除制造业的发展困境，成为当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城市群＂为空间研究范畴，构建了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生产效率间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２２个城市群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城市群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显示：（１）面向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产生了正向影响；（２）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的改进，是面向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

本文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两城市指数和四城市指数,并利用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资源配置对城市群集中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考察期内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集中度整体上呈现出依次上升的趋势,即东部最低,中部次之,西部最高。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群集中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政府资源配置的大城市偏向与城市群集中度呈正相关关系。研究表明,促进城市群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一方面需要各城市群顺应发展规律,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改变资源分配向大城市集中的现状,促进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合理化。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使用2006-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渝四大国家级城市群的地级市数据,计算环境技术效率以考察经济质量,利用断点回归从双维度考察了城市群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水平及转型,在保证经济稳步提升的前提下,进一步通过区域一体化、绿色发展等内在路径发挥政策效应。此外,应针对珠三角"畸重畸轻"、长三角和京津冀"稳中求进"、成渝潜力尚待释放的发展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总体上,我国应适应城市群为主的空间形式,以交通、产业、环境等为中间渠道,形成"大城市为主,多管齐下,因地制宜"的驱动模式,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积极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各个城市群提升竞争力的新目标。同时,在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的背景下,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加快动力转换的关键领域。城市群既是科技创新的集聚区,也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载体。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在条件较好的城市群集聚发展,是提升城市群创新发展能力、加快区域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本文考察了中国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着重分析科技创新水平不同的城市群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影响其经济增长效益发挥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与经济增长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

城市群经济集聚和绿色转型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表现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珠联璧合"备受关注。基于空间均衡模型理论剖析城市群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及其不平等现状的内在关联,进而选取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二者的非线性关系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考察,同时对作用路径和溢出机制给予关注。为了解决城市群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双向因果关系引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选取地形起伏度和明代驿站设立作为专门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黄河流域城市群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经济集聚处于合理的范围内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而当经济集聚过度时则会抑制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城市群经济集聚会扩大群际绿色经济效率差距从而加剧其绿色发展的不平等;城市群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这一溢出效应存在典型的地理距离衰减特征,400km～500km处溢出效应分布密集;绿色技术创新和劳动力市场高级化是城市群经济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以及群际差距的重要路径和溢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