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特定产业向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聚集,即所谓“聚集经济”,在推动企业、产业乃致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章在重新界定产业聚集定义和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产业聚集的五个主要成因及其三种基本类型。

基于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利用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对我国文化产业分布特征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合产业发展理论、逐步回归和ｒａＭｓｅｙ检验，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剖析了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文化产业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弱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产业集聚、文化消费需求、文化资源禀赋、人力资本以及政府扶持均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文化产业发展区域间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

本文以我国29个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在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测度全要素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聚类分析进行地区能源利用效率的区域聚集特征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均得到明显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无论是从总量规模还是动态改进角度看,均体现出东部和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态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相近程度是影响中国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区域聚集特征的两个重要因素。

以成都市茶馆游憩场点系统为研究对象,在全市尺度和著名旅游地标、著名茶馆为中心的0.5 km、1.0 km等多级尺度下,对各茶馆子系统随机聚集维数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成都市茶馆系统具有空间随机聚集分形结构特征,而且存在明显的尺度效应。全市尺度下,以天府广场(城市空间分布中心和市行政中心)为中心,成都茶馆呈离心状态分布,空间结构随机聚集性较弱。在0.5 km尺度下,以杜甫草堂等5个著名旅游地标为系统中心,茶馆子系统未能表现出明显的分形结构特征;以10个著名茶馆为系统中心,茶馆子系统空间分布呈向心状态分布,空间结构随机聚集性较强。在1.0 km尺度下,以著名旅游地标为系统中心,茶馆子系统多呈现双分形结构,随着尺度范围增大茶馆子系统分形结构特征发育趋于明显;以著名茶馆为系统中心的茶馆子系统,空间结构随机聚集性很强,因此著名茶馆是1.0 km尺度下的茶馆系统自我演化的聚集中心。案例证明分形理论可以在多种空间尺度下指示城市游憩场点系统的微观结构。

对高技术服务业的概念、范围及文献进行梳理,从产业集聚方向、程度视角总结归纳高技术服务业的集聚特征。利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强度高于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其影响集聚的因素与制造业有所不同,市场规模、运输距离作用在弱化,而由研发投入强度与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构成的区域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则是影响高技术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从区域视角分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交通信息、人力资本、市场化进程上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研究通过ARCH类模型对于我国农产品消费及其背景下的农产品价格波动集聚性、发展的规模化趋势进行了模型验证比对分析,并针对样本数据的非正态分布特性,结合广义误差分布的模型验证最终残差值,结果证实,农产品价格的1%波动水平下具备显著的广义ARCH过程效应,且农产品消费预期的风险对收益率具有8.1%的负面影响,而相同幅度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相较于下跌对于后期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为1.61倍,广义误差分布比传统正态分布更能解释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价格变动的集聚以及波动特征。

我国投资布局与区域人均GDP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差异与收敛趋向特征,而且这种区域差异是逐渐扩大。文章分别讨论了均质与异质性条件下的二元均衡理论框架,通过1990~2011年31个省市区的时间序列数据与横截面数据,采用动态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与联立分量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投资要素聚集会形成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需要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文章首先应用地理学方法分析了产业地理聚集的原因 ,并指出自然优势聚集力、外溢聚集力和人文凝聚力是产业地理聚集的基本动力 ;然后提出了利用产业地理聚集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从收入和消费两个方面研究产业聚集对区域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投入和对外开放制度的条件下，产业聚集显著影响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产业聚集与居民福利水平存在＂Ｕ型＂关系，其对福利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产业聚集程度高于某个＂门槛值＂时，产业聚集对居民福利才有促进作用。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产业聚集空间异质性特征，推导出居民福利的地区性差距将不断扩大。

产业聚集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产业聚集理论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产业聚集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最新研究进展进行较为细致地梳理与评价。并对未来的研究作出展望,认为未来至少应该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研究多区域、多产业贸易的地理模型及其聚集的空间分布;产业聚集的福利效应研究;以及产业聚集对区域环境影响的研究。

本文以高科技行业中的生物技术业为例 ,分析了导致高科技产业区域聚集的原因 ,并对中、美、英三国生物技术产业聚集的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

将四川省茂县作为典型研究区,以其ETM影像及国家1:25万基础地理数据库为主要信息源,经图像识别与实地验证获得乡村聚落的空间信息,并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岷江上游乡村聚落的空间聚集特征作了定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58.6%的乡村聚落在局部空间上相对集中,其余的则弥散分布;大部分聚落(约78.2%)分布在海拔1500～2700 m的中高山处,海拔1200～2200 m干旱河谷区聚集的聚落约55.2%,80%以上聚落的坡度大于15°;大多数聚落的水源和交通状况良好,水系和道路缓冲区较小半径内的聚落多沿道路聚集,而较远的则多沿水系聚集。分析还发现,少数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不宜于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证券欺诈行为聚集是常见的现象。不诚实公司对欺诈被发现的预期是欺诈行为形成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建立相关的预期模型,分析证券欺诈的发生概率与监管效率的动态关系,发现欺诈行为的聚集现象是证券市场的内生规律。进一步实证检验国内的相关数据,得到了与理论分析一致的结论。我国证券市场的欺诈行为主要聚集在1996年,占总案件数量的40.5％,而欺诈案件查处则聚集在2000年,要比欺诈聚集期晚4年,证明案件查处时间过晚是导致欺诈行为聚集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以宁夏回族聚集区为例,对2007—2015年乡村发展水平指数和城镇化水平指数测度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模型,计量分析了乡村发展对城镇化的响应程度。结果表明:(1)2007年以来,宁夏回族聚集区乡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经历了非同步发展的演变过程;(2)乡村发展水平及其子项农业生产水平、农户生活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分别与城镇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对城镇化的响应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性;(3)经济发展状况越好的地区,乡村发展水平、农村经济水平越容易受城镇化的影响,而农业生产水平却相反,经济发展状况越低的地区越容易受影响,农户生活水平普遍受城镇化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