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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作者]
苏振华 黄外斌
民众使用互联网对政治信任产生了影响,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民众的政治信任感会显著地更低。这一现象可以从互联网使用对价值观影响上得到解释。互联网使用使得民众趋向于自我表达价值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民众的公平感、政治参与意识、公民意识、环境意识会越强,更强调政府责任,更能宽容、平等对待他人的行为等等。自我表达价值观增强是互联网使用降低政治信任的中间机制,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增强降低了政治信任。
关键词：
政治信任 互联网使用 自我表达价值观
[期刊] 软科学
[作者]
王鹏
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显示:控制相关变量后,互联网对城镇居民幸福感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序Probit和Logit模型及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均支持了该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互联网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男性相比女性使用互联网对其幸福感具有更大的积极效应;互联网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青年中,在老年人中并不显著。
关键词：
互联网 幸福感 城镇 实证研究
[期刊] 技术经济
[作者]
高嘉诚 刘钥
互联网破除时空限制的特性已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但其能否有效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仍有待验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稳健最小二乘回归法、分位数回归法、再中心回归分解法检验互联网使用对整体及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及其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并且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均呈“U”型影响，但无论处于何种消费水平上，相较于城镇居民，互联网使用总是对农村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更强的刺激效应，这在不同程度上对整体及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产生了系数差距抑制效应，从而在不同程度上缩小了整体及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但城乡居民之间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总是对整体及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产生明显相对更强的特征差距效应，最终导致互联网使用进一步扩大了整体及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
[期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作者]
游宇 王正绪 余莎
文章关注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公众的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其政治机构信任度。通过利用最新的世界价值观以及相关数据库来构建个体与国家的多层次的实证模型,研究发现:个体的互联网使用频率显著拉低了公众政治机构信任度;更重要的,这一负面效应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更为强烈,因为相较于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较低的非传统政治参与会加剧互联网的负面影响。通过熵均衡对样本进行平衡性处理后,上述发现依然稳健。由此可见,互联网带给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冲击是国家治理与民主转型的双重压力。
[期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作者]
游宇 王正绪 余莎
文章关注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公众的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其政治机构信任度。通过利用最新的世界价值观以及相关数据库来构建个体与国家的多层次的实证模型,研究发现:个体的互联网使用频率显著拉低了公众政治机构信任度;更重要的,这一负面效应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更为强烈,因为相较于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较低的非传统政治参与会加剧互联网的负面影响。通过熵均衡对样本进行平衡性处理后,上述发现依然稳健。由此可见,互联网带给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冲击是国家治理与民主转型的双重压力。
[期刊] 技术经济
[作者]
丁栋虹 袁维汉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女性创业者数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创业概率之间的关系。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女性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上网女性的创业概率比不上网女性高3%;高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创业概率高于低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互联网通过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女性的信息渠道等机制为女性提供了有效积累创业资源的线上途径,从而促进了女性的创业活动。
关键词：
互联网 CGSS 女性 创业概率
[期刊] 华东经济管理
[作者]
马继迁 陈虹 王占国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影响女性创业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创业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能提高女性创业概率,促进女性开展机会型创业;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资本和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偏好两种机制间接影响女性创业。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社会资本和改善正规金融机构偏好间接提高女性创业概率,仅通过改善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偏好间接促进女性开展机会型创业。建议为促进女性创业,要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女性的网络技术培训;利用互联网技术扩大社交网络,发展女性的社会资本;构建金融信息交流平台,改善女性的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偏好。
[期刊]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作者]
毛宇飞 曾湘泉 祝慧琳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利用多元Probit模型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就业决策及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提高了个体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将互联网作为主要信息渠道,有助于促进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闲暇时利用网络进行社交、学习及娱乐等活动,对就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就业质量的维度来看,使用互联网能够提高各类型就业的收入水平,并且对于标准就业和生存型创业而言,使用互联网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作自主性。
[期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作者]
王伟新 许蒋鸿 陆玮 殷徐康
为从理论与实证上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典型“三农”问题的解决，利用2010、2012、2013、2015和2017年5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系统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效用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2)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30～60岁及高收入农业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决策影响更大；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四大地区及五大经济带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不尽相同，同时在高水平数字经济发展区对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带动作用比低水平区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生产效应、就业效应、渠道效应、韧性效应进一步影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决策。由此，提出聚焦乡村产业、乡村生产、乡村服务、乡村建设数字化“四位一体”的政策建议。
[期刊] 农村金融研究
[作者]
张春敏 李元琪
社会发展要致力于人民生活幸福,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至关重要的一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水平。论文使用Probit模型和2014年、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带来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高；在居民个体存在异质性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老年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大。论文进一步对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对其幸福感水平产生影响。据此提出关注农村居民和老年人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净化网络信息从而提升居民社会信任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提升居民幸福感。
[期刊] 企业经济
[作者]
栗洪伟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与配偶关系、与父亲关系、与母亲关系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会增强个体与配偶、与母亲的亲近关系；互联网社交和娱乐会降低个体与配偶的亲近关系，互联网购物会增强个体与配偶的亲近关系；互联网学习和互联网工作会增强个体与父亲的亲近关系，互联网社交、娱乐和购物会降低个体与父亲的亲近关系；互联网学习和工作会增强个体与母亲的亲近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两点建议：配偶之间应理性使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技术缓解彼此间信息不对称，以促进夫妻关系和谐；子女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强与父母的联系，缩短彼此间心理距离，以促进代际关系和谐。
关键词：
互联网 家庭关系 Probit
[期刊] 财贸研究
[作者]
赵建国 于晓宇
基于CGSS 2010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从收入公平感知、阶级不平等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和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四个维度对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及社会公平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差异化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差序格局,但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现出"央弱地强"格局;收入公平感知与社会公平感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政府信任,阶级不平等感知的增加会显著降低政府信任,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对地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
社会公平 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期刊] 财贸研究
[作者]
赵建国 于晓宇
基于CGSS 2010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从收入公平感知、阶级不平等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和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四个维度对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及社会公平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差异化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差序格局,但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现出"央弱地强"格局;收入公平感知与社会公平感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政府信任,阶级不平等感知的增加会显著降低政府信任,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对地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并不显著。改善经济政治等多领域的不公平状态,增强公民的公平感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能力,有利于缓解政府信任危机。
关键词：
社会公平 政府信任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期刊]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吴晶 周彩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年四期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未改善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平均而言，互联网使用导致农民工工作满意度降低约9.4个百分点，这一负面影响在低技能（高中或以下学历）、新一代、男性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学习、社交等方式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其作用机制而言，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加剧过度劳动和降低相对收入而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期刊]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吴晶 周彩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年四期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未改善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平均而言，互联网使用导致农民工工作满意度降低约9.4个百分点，这一负面影响在低技能（高中或以下学历）、新一代、男性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学习、社交等方式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其作用机制而言，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加剧过度劳动和降低相对收入而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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