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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经济地理  [作者] 陆林   周裕祺   李冬花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与经济过程,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速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乡村旅游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黟县7个旅游乡村为例,从个体微观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综合分析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空间特征来看,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的区域性特征显著,村域、镇域等小尺度地区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空间节点,回流后劳动力生活和工作的空间多集中在村域和镇域尺度,职住分离现象不显著。(2)从职业转变来看,劳动力回流前后职业相关性并不显著,回流前多从事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劳动技能单一、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回流后多集中于住宿餐饮业和零售业等准入门槛低、投入产出小的行业。(3)从影响因素来看,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旅游从业人数等人力资本要素,从政从商的亲友数等社会资本要素以及景区距离、就业机会等外部环境要素对回流劳动者是否从事旅游就业影响显著。通过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的底层逻辑,对比分析中西方城镇化模式,认为中国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为促进人口的稳定回流,满足农村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提出相应建议。
[期刊] 旅游学刊  [作者] 王心蕊  孙九霞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文章结合乡村地区旅游发展,探讨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并应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在发展了旅游产业的乡村社区,外出劳动力的家庭禀赋越好,越倾向于回流迁移;外出劳动力在外收入越高,越不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不同代际劳动力在回流迁移的影响机制上存在差异,第一代农村劳动力主要受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等微观层面因素的影响,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受到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旅游与代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相比较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若家乡发展了旅游业,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
[期刊] 地理科学进展  [作者] 张圆刚  郝亚梦  郭英之  陈然  董晓婷  
人才是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的基础,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流就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论文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意愿为结果变量,构建地方参与、地方情感、感知获益、风险承受能力、政府信任、支持度为前因变量的研究模型,探索居民回流就业的驱动机制与多元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所有单项因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的必要条件;(2)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7条,总体一致性为0.876,总体覆盖率为0.862;(3)在所有路径组合中,支持度和政府信任出现的频率最高,包含地方情感的路径覆盖率较高;(4) 7条路径构成了情感主导路径、信任主导路径、支持主导路径,以及知—情—意—行综合路径4大类路径模式;(5)当同时包含情感、信任、支持和参与因素时,路径具有最高解释力;(6)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在回流就业影响路径上显示出差异。研究结论可为鼓励和吸引乡村旅游地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参与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为更广泛的乡村地区鼓励人才回流提供理论依据。
[期刊] 地理科学进展  [作者] 殷江滨  
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促使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更为频繁,并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格局。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的劳动力回流现象不断增多,流动"双向化"趋势日趋明显。本文从劳动力回流理论、回流动因、回流者的就业行为与影响机制入手,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在回流理论中,主张成功/失败的经济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分析范式开始受到社会学理论的挑战。回流决策不仅受外出者自身经济因素所驱使,而是在社会联系、地方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回流劳动力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失败者",他们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表现出更强的就业能力,通过自主创业等活动,促进了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家乡经济多元化。但由于制度环境及经济发展特点的差异,中国国内劳动力回流的动因与就业行为具有自身特点。最后,从回流理论、回流的空间效应及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回流研究进行了展望。
[期刊] 人口研究  [作者] 任远  施闻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
[期刊] 人口研究  [作者] 任远  施闻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期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葛晓巍  林坚  
以地点作为界定回流劳动力的指标,文章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我国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其中,着重探讨了在从事非农职业过程中的积累(包括资金和社会资本)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受到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的影响。对于职业经历来说,有农民工经历和有"其他"职业经历的人员更偏向回流,而有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村智力劳动者经历的人员回流的概率较小。
[期刊] 开发研究  [作者] 樊敏杰  张祎萌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选取自评健康作为健康水平的衡量指标,利用4个嵌套的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健康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行为决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进一步验证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三文鱼偏误效应”的存在。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健康水平越低,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倾向越高;健康水平能够通过影响受访者的劳动竞争力而对回流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健康水平能够通过改变受访者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等,会对回流决策产生间接影响;分性别来看,健康水平对女性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显著高于男性,这表明健康水平会制约劳动力的迁移输出,长期来看不利于城镇化的全面推进。因此,可以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医疗保险异地报销适用性以及加强公共卫生财政资金向农村地区倾斜等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而降低劳动者的健康风险,提升其健康人力资本。
[期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作者] 李云涛  王海英  陶犁  白廷斌  
[目的]探索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特征,明晰其影响因素,以期能为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的优化,促进京郊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京郊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和乡村民俗旅游村为研究对象,使用计量地理学模型和ArcGIS 10.2空间分析软件,从空间分布范围、分布集中程度、分布均衡程度、密度分布特征等方面对2010—2020年京郊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演化过程进行研究。其次,借助地理探测器从自然环境因素、经济产业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等3个一级影响因素,海拔高度、河流水系、气候舒适度等15个二级影响因素对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①京郊乡村旅游地的重心变化较为稳定,均位于昌平区范围内。标准差椭圆的形态变化幅度不大,椭圆方位基本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分布,长轴呈“减小—增大”的过程,短轴变化平稳。②京郊乡村旅游地在京郊各区内部的空间分布呈显著的集聚分布、不均衡分布特征。③京郊乡村旅游地的高密度分布区数量逐年增多并呈连片拓展,逐渐形成以昌平、怀柔为双高密度核心区,密云、延庆、大兴多个高密度连片区并存的空间格局。④海拔高度、旅游收入、A级旅游景区数量、地区生产总值和交通通达度是影响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任意两个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后对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能力均强于单个因素的作用。总体来看,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能力逐渐上升,居第三位;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能力呈波动下降,居第二位;经济产业因素的影响能力逐渐下降,但仍居第一位。[结论]京郊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演化呈集聚分布、不均衡分布特征,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为合理评估和指导京郊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期刊]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作者] 乔花芳  许建波  刘荣  郭子钰  谢双玉  
有效预防返贫风险是后脱贫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关键。该研究将风险的概率纳入返贫风险评估体系,从发生概率和破坏程度两方面综合评估其返贫风险,系统反映返贫风险的可能性和破坏性,进而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农户各维度的返贫风险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个体风险、家庭风险、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农户受家庭风险和个体风险影响较大,存在明显的内生性、个体化特征。2)依据风险的发生概率和破坏程度,返贫风险可分为“高概率—高破坏”型、“高概率—低破坏”型和“低概率—低破坏”型3种类型,其中,“高概率—高破坏”型风险包括非农就业能力和教育负担,返贫风险指数最高,对农户返贫的威胁最大。3)抚养人数和户主的文化程度等家庭特征是影响返贫风险的主要因素,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模式不同导致农户的返贫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在返贫防治实践中,应因户施策,重点防治内生性返贫,同时要根据返贫风险发生概率及破坏程度的差异,制定合理的返贫风险预警机制及防治措施。
[期刊] 旅游学刊  [作者] 张圆刚  郝亚梦  董晓婷  陈然  
鼓励农民工回乡就业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文章以乡村旅游地外出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居民回乡就业意愿的研究模型并提出了相关假设,探讨乡村旅游地居民回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机制,最后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构建的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GOF值高于学者建议的标准;社区参与和地方情感是外出务工人员感知获益的重要前置因素,感知获益正向影响支持度,对于回乡就业意愿具有正向作用;外出务工人员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度是回乡就业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信任增强了支持度对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力。研究结论为鼓励乡村旅游地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参与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也为其他类型的乡村制定回乡就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期刊] 南方经济  [作者] 康姣姣  闫周府  吴方卫  
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增强,不可避免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文章在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关系,并采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资料,实证检验了农村劳动力回流特征变化和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受非农就业不稳定的推力作用和与家人团聚的拉力作用,越来越多的外出劳动力选择回流,西部外出劳动力回流率最高,达到47.2%。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普遍高于非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的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促进效应,而兼业和务农的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抑制效应,这意味着回流农村劳动力并非一定会选择农业生产,也可能选择在更小的地理半径内从事非农就业,并且长期外出从事技术工的经历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力回流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虽然回流劳动力更倾向非农就业,但回流劳动力规模的扩大,使得兼业和纯务农的比例增加,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呈增强趋势。研究还发现,个人特征、家庭因素、社会网络也是影响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地转出的重要因素,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非农就业的政策合力上存在部分抵消,对农地转出产生了抑制作用。文章为农地流转进程缓慢提供了新的解释,推进农地流转需要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新变化,同时兼顾各层级政策目标的衔接性。
[期刊] 农业经济问题  [作者] 柳百萍  胡文海  尹长丰  韦传慧  
乡村旅游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有效与困境并存。困境原因,一是产业初级性导致转移就业有效性难以发挥,二是转移主体在重新选择就业机会时发生分化,农民转移动机发生由"经济性转移"向"价值性转移"的变化。根据乡村旅游转移劳动力就业阶段性特征,应加快乡村旅游集聚区形成、构建有效转移平台,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形成劳动力转移就业内生动力。
[期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作者] 樊帅帅   尹冠球  
[目的]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剖析资本下乡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对于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利用2014、2016、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资本下乡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探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进一步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资本下乡显著促进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且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资本下乡可以通过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两条路径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水平正向调节了资本下乡的劳动力回流效果;资本下乡显著增强了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意愿,更能吸引创业型、务工型劳动力回流。无论是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纯农型,还是以非农就业为主的Ⅱ兼型家庭,资本下乡均可以促进其劳动力回流。且相较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效果显著。[结论]应进一步有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构建城—乡劳动力流动机制,发展壮大新型村集体经济,进而拉动“智力回流”。
[期刊] 经济地理  [作者] 田逢军   汪忠列   李潇   陈东军   杨旸   焦珊珊   付诗悦   杨平   杨轻轻  
文章以婺源县33个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以游客网络评论为数据源,绘制游客情感地图,分析乡村旅游地游客情感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测定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空间特征上,游客高情感值主要分布在婺源的东部和北部地区,情感热度自东部、北部向中部和西部逐渐减弱,呈现出“二核三次多从”的分布格局,核心—边缘特征明显。(2)在时间特征上,游客情感值在不同月份有一定的波动性;情感高值常常伴随着季节性景观的展现和相应的季节性活动的开展而出现,呈现出时间上的同步性;游客情感均值月度波动程度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对成熟度。(3)乡村旅游地游客情感受到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与住宿、旅游政策与服务和游客个性化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高级别旅游景区的数量、旅游交通的距离、旅游信息平台的数量是控制性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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