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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农村金融研究  [作者] 杜朝运  赵溪桥  
2020年,我国实现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巩固脱贫成果和防范脱贫人口返贫成了政策关注的新重点。论文以临界贫困家庭作为研究主体,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借助VEP测度法构建了贫困脆弱性指标,据此计算临界贫困家庭的返贫风险以及脱离临界贫困的概率。研发发现:18.82%的临界贫困家庭具有50%以上的返贫概率,54.85%的临界贫困家庭具有50%以上的脱离临界贫困的可能性。最后,基于提升金融素养的视角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即开展针对性的金融教育和培训、鼓励金融机构设计临界贫困群体专属产品和辅导临界贫困群体开展创业经营。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蒋姣  赵昕东  
文章基于CFPS的4期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VEP法测度家庭贫困脆弱性,并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研究发现: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依次为21.52%、19.94%、17.18%和5.09%,有的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有的并非贫困家庭,但存在很高的贫困脆弱性。高波动(HV)型的贫困脆弱性发生率高于低均值(LM)型,消费波动导致较高的贫困脆弱性;而LM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均值高于HV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均值,LM型家庭多处于长期贫困的状态。由动态分解发现,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主要是因为脱脆效应逐年大幅降低,返脆发生率也在逐渐降低但变化程度较小。长期脆弱发生率也在不断降低,但长期处于贫困脆弱性的家庭仍占不小的比例。
[期刊] 财经科学  [作者] 陈杰   卢洁玉   翁辰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扶贫重心逐步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本文通过多年收入来确定相对贫困线,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VEP模型测度城乡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由于内生动力是实现相对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智”与“志”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并且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智”与“志”的作用。为克服内生性,本文进一步使用Ⅳ-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较低的相对贫困标准下,以教育为代表的“智”都能够有效降低家庭成为相对脆弱性家庭的概率,以对未来信心为代表的“志”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较高的相对贫困标准下,“志”对于减缓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变得显著,而“智”的边际作用有所下降。
[期刊]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苏剑峰  聂荣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期刊] 管理评论  [作者] 万里洋  吴和成  卢维学  
基于中国居民两轮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通过构建期望贫困概率模型测量城市家庭贫困脆弱性,并从全国、地区、家庭维度进行动态演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国际减贫的边际效应有所下降,城市慢性贫困持续好转,而暂时性贫困却有加剧迹象;相对贫困日益突出,且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严峻,黑龙江贫困形势出现恶化,河南、湖南隐形贫困覆盖面最广,河南、湖北、湖南及重庆则是贫困高发区域。随着时间推移,贫困脆弱性年轻家庭化趋势明显,户主性别已退化为贫困脆弱性的非影响因素,而婚姻、孩子抚养问题成为扰动家庭稳定主要风险;个体教育的投入已无法形成抑制效应,只有均衡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才是减少贫困脆弱性的有效手段。从有效性识别来看,全国相对贫困线适用于慢性贫困脆弱性,地区相对贫困线适合暂时性贫困脆弱性,而高脆弱性识别则能助力精准脱贫。
[期刊] 农业技术经济  [作者] 聂荣  张志国  
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将总体贫困脆弱分解为慢性贫困脆弱和暂时性贫困脆弱,同时考察贫困脆弱动态与家庭特征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程度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慢性贫困脆弱;慢性贫困脆弱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U型关系,与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暂时性贫困脆弱比重则相反。
[期刊]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孙伯驰  段志民  
有关非农就业减贫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当前贫困,对未来贫困的影响甚少涉及。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PSM-DID方法探讨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在总体上可有效降低农村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然而,这一影响在不同类型的农村家庭中存在显著差异,暂时性贫困家庭可通过从事非农就业降低贫困脆弱性,而慢性贫困群体则受限于自身的禀赋无法从非农就业中获益。将非农就业划分为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两类,发现农村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可有效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农经营的脆弱性减弱效果并不明显。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主要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降低收入不确定性渠道阻击农村家庭未来可能的贫困。
[期刊] 上海经济研究  [作者] 李齐云  席华  
贫困脆弱性是对贫困的事前测度,能将未来家庭收入风险纳入其中,基于贫困脆弱性的新农保政策效果评价,是对其长期减贫作用的事前评估。该文利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显著地降低了参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显著降低了成为脆弱性家庭的可能性,这表明新农保对参保家庭来说发挥着重要的抵御收入风险的作用。但因与当前缴费水平和养老金收入水平较低有关,新农保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仍处于较低水平。
[期刊] 银行家  [作者] 肖文东  
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与要求,2020年末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但是,这种事后统计的、基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贫困线的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中国贫困问题的消失和彻底解决。事实上,现在非贫困的人口可能会由于某种风险冲击而陷入贫困状态。农户面临不可控的宏观风险冲击或个体异质性风险冲击时,如果具备抵御能力,即使暂时落入贫困,也能很快从贫困中脱离出来。但是,贫困线附近的个体往往缺乏金融知识和必要的金融技能,无法及时充分地以合理价格享受金融服务,从而限制了其利用金融工具应对风险和缓解贫困的能力,进而无法摆脱"贫困
[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许恒周  牛坤在  谭荣辉  
本文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直接影响,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能够降低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或持续贫困的概率,其间接路径是通过促进农户从事非农就业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金融可得性在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中起到调节效应,金融可得性越高,农地确权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越大。对处于不同贫困脆弱状态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存在差异。上述结论对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意义重大,并为评估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李丽忍  陈云  
文章基于脆弱性预期定义给出多维贫困脆弱性定义和构造对应数学表达式,并利用CHNS数据库数据测算我国农村多维贫困,运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我国农村多维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借鉴Shapley分解思想对家户与平均脆弱性家庭的差进行分解,基于家户特征进行汇总分析。研究发现:多维贫困脆弱性更多地依附于多维贫困的变化而变化,家庭户主年龄越大,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高,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越低;家户多维贫困脆弱性随家户人数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规律;贵州、河南多维贫困脆弱率最高。
[期刊] 自然资源学报  [作者] 赵立娟  康晓虹  史俊宏  
关注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农民家庭的持久脱贫及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在对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倍差法、OLS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耕地转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耕地转出行为的发生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在帮助部分农户抵御收入风险上起到了积极作用;(2)耕地转出规模的扩大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状况;(3)控制变量也对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和家庭住房净资产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健康状况、现金和存款数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4)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对东、中和东北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农户的减贫作用并不明显。
[期刊] 自然资源学报  [作者] 赵立娟  康晓虹  史俊宏  
关注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农民家庭的持久脱贫及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在对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倍差法、OLS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耕地转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耕地转出行为的发生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在帮助部分农户抵御收入风险上起到了积极作用;(2)耕地转出规模的扩大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状况;(3)控制变量也对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和家庭住房净资产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健康状况、现金和存款数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4)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对东、中和东北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农户的减贫作用并不明显。
[期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刘欢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四次调查数据,选取445份农村老龄家庭样本对老龄家庭脆弱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老龄人口收入及遭遇的风险对其脆弱性有重要影响;家庭非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养老金收入、医保参保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变量与家庭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退休金收入与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下一步,应当建立精准识别老龄脆弱性的瞄准机制,强化社会保障的作用以及建立动态的脆弱性监测评估机制
[期刊] 南方金融  [作者] 吴庆田  王瑞杰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扶贫工作重点由贫困治理转向贫困预防,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显得日益重要,而普惠金融对于缓解城镇家庭相对贫困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首先从渗透度、使用度、满意度三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各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前瞻性指标贫困脆弱性对城镇家庭未来贫困可能性进行测算,最后运用实证模型分析普惠金融对城镇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城镇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这种影响可通过普惠金融支持家庭加大教育投入、开展创业活动两条途径发挥作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应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在贫困预防中的作用,一是建立健全贫困脆弱性识别机制,将城镇低收入家庭纳入金融扶贫体系中;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支持脆弱家庭的教育投入与创业活动,提高收入水平和资本积累;三是提升金融对城镇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的支持,缓解区域间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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