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比较中美居民财富分配的现状 ,较为全面地阐述了造成两国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的各自原因 ,进而提出解决我国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的主要措施

根据居民财富积累公式,利用WID数据从财富来源贡献度、财富源头结构两个层面对中国与参照国的居民财富积累来源结构作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从财富来源贡献度看,各国形成了储蓄为主型、财产增值为主型、相对平衡型三种积累结构,中国属于相对平衡型。从财富源头结构看,劳动收入是各国居民积累财富的主要源头;相比参照国,中国居民财富源头结构表现出财产增值占比较高、资本收入占比较低等特点。引申分析表明,储蓄率对财富积累的速度与结构有重要影响,资本作用于财富积累的形式关系到财富积累质量,资产泡沫破裂导致的资产贬值是财富积累不稳定的主因。

本文利用中国(CHFS2013)和美国(SCF2013)的微观家户数据,通过实证比较中美居民的财富分配,以期认识中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的水平以及中国居民财富不平等发生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1)从财富结构看:无论是年龄结构还是财富分层结构,中国家户以房产为主要资产的特征并未改变,而美国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以及财富分层向富裕阶层过渡,财富持有由以房产财富为主转向以金融资产为主;中美的养老金财富对净财富不平等均具有均衡效应;中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者均对中国净财富不平等有均衡效应。(2)从财富分布看:美国家户净财富不平等和大多数分项财富不平等高于中国,且美国处于财富顶部群体所占财富份额远高于中国;两国都存在资产较低的家户负债负担过重的问题,该问题在美国更为突出。(3)从财富不平等的原因看:中国净财富不平等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结构性原因——城乡财富不平等,而美国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因素更为重要(特别是家庭结构和种族/民族);两国的共同之处在于,户主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对于预测中美的家庭净财富非常重要。最后,本文提出了缩小中国家户净财富不平等的政策建议及启示。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美、日三国金融财富的结构和收益率,发现中国的财富实力距离美日发达国家会越来越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实物财富被大量贱卖,金融财富的收益率却长期为负。提高中国金融财富的收益率关键在于调整对外金融资产和对外金融负债的结构,即大幅提高收益率比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降低证券投资尤其是储备资产投资的比重;另一方面,大大降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比重,提高本国国内投资效率。

城镇居民两种资产的财富效应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大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二是两种资产的财富效应差别不大;三是两种资产的财富效应较微弱。这表明:第一,住房对消费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第二,金融资产增值性不强和股市的波动限制财富效应的发挥;第三,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制约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第四,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使资产财富效应微弱。为了通过财富效应来促进消费,必须维持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稳定的预期,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抑制住房价格的过快增长并促进住房市场平稳发展。

本文利用2017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调查(WISH)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的财富分布及构成,测算了财富构成对财富差距的贡献,采用广义熵指数进行了财富差距的城乡分解和地区分解,并采用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分析了家庭的禀赋要素对财富积累的影响及其对不平等的贡献。研究发现,2016年和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净财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65和0.61;财富构成对财富差距的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居民财富差距主要由家庭房产所导致,其对财富差距的贡献超过了70%;财富差距的城乡分解、地区分解以及行业分解表明,我国的财富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内部、地区内部和行业内部,它们对财富差距的贡献度均超过了80%;Shapley值的分解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对财富差距的影响较大。本文认为,通过遏制房价上涨、健全财产税体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城镇化进程、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有效缩小居民财富差距具有重要作用。

This paper employs a dynamic panel model with the data from the 28 Chinese regions over the period 1953～1998 to test whether convergence exists across regions with the basic Solow model(1956) and the human-capital augmented Solow model(Mankiw,Romer,and Weil(1992)).The regressions in this paper show strong evidence of absolute and conditional β-convergence across regions and over time,which,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vidence of σ-divergence,suggests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on the first catching up stage of the inverted-U curve invented by Kutznet(1995),which implies that the poor regions today will eventually catch up the rich regions tomorrow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evolution path of Chinese economy.In additio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vidence of technical progress variables,and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chnical-progress-accelerating soft-environment should the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by the policy makers in order to attain a sustainable high growth rate in the future.

本文估算了2001年以来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并实证分析了居民消费需求的财富效应,认为收入和消费习惯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拥有资产对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居民资产的结构看,实物资产对居民消费有较强的刺激作用,这与我国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住宅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居民住宅价值大幅增加有关;金融资产对当期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主要是储蓄和购买股票导致的;其他类型的金融资产如保险、债券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短视"特征,建立在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基础上研究资产财富效应的传统方法有待改进。文章构建的"短视消费模型"表明,房价和收入都有可能导致资产的财富效应产生地区差异,而人口的年龄结构与之没有明显关联。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进一步显示,正是房价收入比的不同引起了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显著的地区差异,而非人口的年龄结构。此外,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显著高于股票的财富效应。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拉动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在提高消费方式中，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目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还没有定论，资产财富效应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实证表明我国城镇居民股票资产呈现弱财富效应，房地产资产呈现显著的正财富效应。最后，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股票和房地产资产财富效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以1980—2004年数据为基础,通过VEC模型的三种检验表明,广东省居民资产的当期财富效应微弱,“预期”的财富效应不断增强。文章认为,应该通过提高居民增殖性资产的比重,维持股市和房地产等市场稳定的预期,采取措施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等措施,来促进资产财富效应的发挥。

通过对我国1999—2010年期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住房资产价值的上涨从短期来看对消费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住房资产价值与消费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性。由于收入—资产市场—消费的传导机制是畅通的,住房价格的高涨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财富效应的发挥。此外,股市资产价值的增长对于住宅资产价值有负向作用。

本文通过VECM实证模型建立协整方程,从宏观角度分析我国居民财富(即居民收入、住房资产、居民净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的长短期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居民收入的增加能够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居民住房资产的增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大;而居民净资产的增加反而使居民消费水平降低。从短期来看,当居民消费偏离消费平衡态时,居民收入有助于恢复居民消费的平衡,而居民的净资产与住房资产对非平衡态恢复的影响不大。

广东农村居民金融资产与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略大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二是两种资产的财富效应差别不大;三是两种资产的财富效应较微弱这是由农村居民的资产结构等特点决定的发挥资产财富效应促进消费的增长,必须采取措施维持股票和房地产等市场稳定的预期,抑制住房价格的过快增长,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