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凸现。收入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稳定器"的角色,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等收入群体,才能体现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强民富",体现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根据1992～200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部分排序法,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从绝对量上看,北京市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绝对数量偏少;从相对量上看,北京市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比重上看,北京市还未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在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又是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本文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已经初显M型发展趋势;城镇低收入群体规模呈现较大的波动性,贫困治理的难度逐渐增大,如何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制度,减少分配效应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使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这两个城市化空间特征指标对居民家庭交通能源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不论城市规模还是城市密度均增加城市居民家庭的总交通费用支出,但也提高公共交通在日常通勤中的比重,表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空间发展模式仅具有相对能源可持续性。城市密度主要通过改变通勤方式的内部结构来提高城市交通能源效率,但本质上并没有减少居民的交通费用支出。当前,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发展应重点解决城市规划中的职住分离问题,避免大量通勤需求的产生,西部地区应加大公共交通的供给。

本文利用安徽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探讨了二次分配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微乎其微;社会保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但是考虑到单位对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配套支出,最终的结果扩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目前,养老金和退休金对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最为显著,但是养老金和退休金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收入分配问题变得异常重要。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构成和变动的分析,发现虽然收入差距扩大了,收入在不同文化程度、年龄的居民中的分配更加合理,但仍存在行业垄断等加剧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政府应规范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使劳动者可以公平地获得收入。

本文以城镇低收入群体为研究对象,以北京市1992—2008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为依托,对17年来北京市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变迁、贫困程度演进及微观致贫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表明:17年间,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和贫困程度均呈现较大的波动性。现阶段,城镇低收入群体比重基本维持在20%左右,低收入群体规模逐渐增大,贫困程度日渐加深。同时,在城镇低收入群体中,贫困人口比重不足10%,而非贫困低收入群体比重则超过了90%。最后,从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微观致贫因素考察,家庭成员与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就业状态以及家庭人口规模和结构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变动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近年来,"二代"现象愈演愈烈表明了我国社会各阶层日趋固化。刻画这种社会固化的重要工具就是代际收入传递。已有大量文献估计了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但以往研究并没有分析父辈收入是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子辈收入,因而也就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利用2008年的天津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分解,以分析父辈收入对子辈收入的传导途径。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修正了Blanden等(2007)的错误,进而发展出了新的分解方法,并利用新方法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表明,教育是父辈收入作用于子辈收入的

近年来,"二代"现象愈演愈烈表明了我国社会各阶层日趋固化。刻画这种社会固化的重要工具就是代际收入传递。已有大量文献估计了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但以往研究并没有分析父辈收入是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子辈收入,因而也就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利用2008年的天津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分解,以分析父辈收入对子辈收入的传导途径。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修正了Blanden等(2007)的错误,进而发展出了新的分解方法,并利用新方法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表明,教育是父辈收入作用于子辈收入的主要传导途径。父辈收入也可通过影响子女的所有制、行业和职业等就业特征进而作用于子辈收入,但就业特征这一传导途径的作用幅度要远低于教育。此外,相当大一部分的代际收入弹性无法由教育与就业特征等传导途径得到解释,父母的能力遗传与社会关系等不可观测因素对子女收入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产阶层较高的收入和较强的消费能力,以及他们特有的消费文化理念,既引领着消费市场的走向,更影响着供给结构的调整。本文利用1995和2004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运用ELES模型对中产阶层的需求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产阶层的基本需求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但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食品、居住、家庭用品占中产阶层消费的主要部分;教育、医疗等曾一度表现出吉芬商品的性质。中产阶层的需求结构更多的受供给结构的硬约束。

本文立足休闲农业产品及服务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错位问题,以消费者跟踪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休闲农业产品及服务需求特点。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休闲农业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具有多样化。其中,体验具有农家生产、生活、习俗、传统特色的休闲农业产品及服务是消费者的主要目的,体验性餐饮服务、乡村时尚娱乐服务是消费者期望的休闲农业产品及服务的主要载体。Heckman模型分析表明,休闲农业产品及服务的主要目标客户群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职业类型主要是个体户、私营或外资企业职员,而且职业稳定、收入较高;消费方式以短期停留、周末游和黄金周游为主。但经营者注重供给"实物产品"及其经营设施老化、服务环境缺乏吸引力等成为制约休闲农业...

In this article,authors mak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the income disparity of 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during 1996 and 1997.They calculate the Gini coefficient,measure and analysis the impact on gini coefficient by major factors related to income disparity such as high income stratum,employment rate,illicit income and revenues created by financial assets. rmer is relatively uncommon and possesses a preservative function.The latter possesses both preservative and practical functions,and occurs when the proportion of uxorilocal marriage is relatively high.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in Lueyang and Sanyuan counties in Shaanxi province,this paper employ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in a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study of determinants of the two types of uxorilocal marriage in rural China.We show that the functions of the two types of uxorilocal marriage differ and their determinants are also different.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encouraging uxorilocal marriage in rural areas as a means of mitigating demographic and social problems that are projected for China's future.

本文基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的社会生活指数调查数据,将社会生活质量分为8个维度:幸福感、和谐程度、社会诚信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安全感、廉政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及资源节约满意度。同时结合个体客观背景因素(如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等)分别对这8个方面进行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整体来说北京市居民对生活比较满意,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和加强的问题,比如自然环境、廉政和资源节约等问题。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就业性质、行业和职业状态等微观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且文化程度已取代年龄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些变化说明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快,适应市场竞争的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变量。

空气污染对居民经济活动的影响得到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使用空气流动系数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考察了空气污染对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2SLS估计结果表明，PM_(2.5)季均值每增加1%（1微克/立方米），会导致家庭季度总消费平均下降1.312%（312.776元）。该结论在替换消费指标、改变模型设定、调整回归样本等条件下依旧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空气污染通过收入效应、规避行为以及医疗支出挤出效应影响居民消费。进一步讨论发现，在面临外部环境冲击时，家庭对于各项分类消费支出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不仅为环境治理的成本收益判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全面促进消费提供了现实思路。

空气污染对居民经济活动的影响得到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使用空气流动系数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考察了空气污染对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2SLS估计结果表明，PM_(2.5)季均值每增加1%（1微克/立方米），会导致家庭季度总消费平均下降1.312%（312.776元）。该结论在替换消费指标、改变模型设定、调整回归样本等条件下依旧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空气污染通过收入效应、规避行为以及医疗支出挤出效应影响居民消费。进一步讨论发现，在面临外部环境冲击时，家庭对于各项分类消费支出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不仅为环境治理的成本收益判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全面促进消费提供了现实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