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许多研究证实防治农业生产过程中氮磷进入水域以及氮素进入大气环境已成为现代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为分析中国在农业源污染防控中存在问题,本文对中国和德国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实施效果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分析。研究显示,与中国相似,德国人均耕地资源比较少,以家庭农场为单元的经营方式是德国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存在经营规模相对小而分散,受气象条件和市场影响风险大、利润薄、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生存等问题。对于农业源污染治理,既要实现环境目标,也要顾及农民利益、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难以简单采用关、停、并、转等行政指令和惩罚性措施,主要是建立和实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为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减少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德国最有效的做法是在长期试验研究基础上,为农民专门设计和制作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分区、分类、量化施肥技术指标和规程,这些指标简单、易记、易懂,对不同地区土壤和气候条件有良好适用性,易于推广和普及,对于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实现减肥增产、减肥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治农业源氮磷进入水环境,化合态氮进入大气环境方面,德国主要做法是研究、建立和实施一系列与经济奖惩措施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对农田氮素养分投入量、农田氮磷盈余量、施肥期、施肥方法、种植作物类型等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技术指标。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更有效的监管和监测方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鼓励、帮助和疏导农民广泛采用更先进、更精准和环境友好的替代技术。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实施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减少了一半,以农田面积(耕地面积与长期作物面积之和)计化肥养分量从404 kg·hm~(-2)减少到目前的192 kg·hm~(-2),仅为目前中国的53%,同期粮食单产仍提高了56%,从4 779 kg·hm~(-2)增加到目前的7 464 kg·hm~(-2),比中国目前粮食单产仍然高37%。中国至今缺少为农民专门设计、适合农民认知和直接采用的量化施肥技术指标。目前也无与国家及地方政府奖惩政策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出台,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在重点流域,至今难以形成有制度性保障的农业源污染管控体系。在占作物总播面23.6%的蔬菜、水果、花卉等高收益作物农田上,农民盲目施肥、过量施肥情形普遍,在这类农田上,氮磷养分盈余量远超过德国肥料法规所规定的环境安全限量(50 kg N·hm~(-2)、10 kg P_2O_5·hm~(-2))。比较研究还显示,实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核心是以创新研究带动法律、法规、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方法的出台和广泛实施。而中国近年来公益性土壤肥料专业科研机构的均质化、碎片化,以及科研机构在绩效考核中对SCI论文点数、发文量等量化指标的过分倚重,使得相关研究薄弱,亟需加以改进。

我国农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历史时期,因此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已经严重损害了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面对这样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我国政府应当采取更为有力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与细化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使其便于操作执行。在民众要求更高农产品质量的市场需求导向下以及政府的监督教育下相信我国的农业面源生态污染将得到有效的遏制与改善。

我国农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历史时期,因此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已经严重损害了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面对这样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我国政府应当采取更为有力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与细化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使其便于操作执行。在民众要求更高农产品质量的市场需求导向下以及政府的监督教育下相信我国的农业面源生态污染将得到有效的遏制与改善。

太湖及其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呈现严重恶化趋势,农业面源污染是太湖流域水体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相应的治理措施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特点。结果表明:①虽然太湖流域典型区域的面源污染影响及排污系数的研究较多,但是着眼于太湖流域整体的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总量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答案;②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技术研究较多,但将这些自然科学成果应用到实际的管理实践中的政策研究较少;③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研究较多,对畜禽渔业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研究比较薄弱,并且两者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④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管理的讨论,但缺乏管理实施标准的研究;⑤围...

继工业点源污染之后,无固定排污口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当前我国环境、资源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市场失灵"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户"非理性行为"是财政介入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理论依据。本文在考察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及现行财政政策调控农业面源污染不足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美国政府财政调控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措施,提出调控农业面源污染必须立法先行,在强化财政职能的同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更加注重财政补贴手段的高效运用并辅之以税收手段,同时注重加强对农户的生态教育,惟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改善我国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状况。

我国水污染严重,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该文对国外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政策领域中的主要研究进行了疏理,简要回顾与评论了基于投入的政策和基于水质的政策,认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分散性和随机性决定了其控制政策不能以排放量为设计基础。由于设计与执行政策的信息成本过高,基于水质的政策只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基于投入的政策具有更强的现实可行性。

本文基于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MRIO模型测算了1995—2015年全球N_2O污染总量和分布格局,重点分析了中国供给侧和需求侧N_2O排放的国际占比、国别流向和部门分布,并对其构成进行分解;通过引入贸易隐含N_2O排放差额的概念,分析了不同责任原则下的排放差异,并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视角初步解释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应用SDA"两级分解平均法"研究了N_2O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全球N_2O排放增长率虽不大,但其所造成的潜在温室效应已超过2014年和2015年全球CO_2排放量之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呈持续增长态势,其中,农业部门是N_2O排放主体。中国供给侧和需求侧N_2O排放均位居全球第一位,虽然内需排放占主导,但外需排放比重在不断增加。进一步地,农产品最终需求规模的扩张和前向国际产业关联效应的增强是N_2O排放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而抑制N_2O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优化农业氮排放强度及其最终需求产品结构。

在全球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不但逐步成为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也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20年来,发达国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过源头控制,对农田面源、畜禽场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其核心特征为在扎实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发展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替代原有技术,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护区研究和制定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通过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的结合,在全流域范围内广泛推行农田最佳养分管理,限制水源保护区农田作物类型、轮作类型、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方式,实行全流域氮、磷总量控制,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自80年代以来,农用化学...

对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分析指出,中国各主要流域的面源污染控制仍然有较大误区,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对点源和面源污染进行分类控制。目前即使在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水体污染主要原因的流域,仍以河口、河道地带等末端控制工程建设为主。由于没有遵循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基本原则:整个流域统一布局,充分考虑当地农村经济条件和现有种植结构,最大限度照顾农民利益,在源头上对不同类型的污染实行总量控制,因此许多地区高氮、磷养分用量的菜果花农田面积目前仍在大幅度增长,对今后流域治污造成更大难度。根据中国现状,目前在水体污染严重的流域和高污染风险地区,应尽快建立不同类型面源污染的源头控制,从水源保护...

1.加大财政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及相关技术培训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农民对农业面源污染和低碳农业生产概念的认知程度,增强农民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实践能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这无疑需要财政给予一定的人员经费和其他相关经费的支持。因此,必须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中的对农村或农民的教育支出比重。我们可仿照美国的做法,考虑在政府预算中设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专项资金,安排有关农业环保宣传和相关技能培训的支出科目,并确立每年占有

近年来南四湖水质污染严重,农业面源污染是导致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的最主要因素;阐述了南四湖流域种植业、养殖业及农村生活污染三大污染源现状和危害;总结了国外对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措施及研究动态,重点评述了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解析方法,提出了农业面源污染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对南四湖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越发凸显,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农业面源污染发生机理及影响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对其控制与管理不能再沿袭中国对城市工业的点源污染控制所采取的政策治理模式,必须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政策现状,并对现存相关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最后提出构建"以立法为本,以财政补贴为主,以税收手段为辅"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政策新模式。

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微观政策着手,把经济产出最大化、经济结构最优化作为目标,把污染物排放量作为主要约束条件,构建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并以洱海流域为例,求出既能有效从源头控污,又能使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控污减排方案。最后,提出整个流域面源污染控制的政策建议。

农业面源污染具有不确定性、随机性及复杂性等特点,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管控涉及多个层面。从国外的经验看,农业面源污染的管控主要存在3种模式:命令型管控、市场型管控及公众参与型管控,通常将这3种管控模式综合运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美国、欧盟及日本在这3种管控模式上的具体实践,并就其经验提出了完善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管控的相关启示与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但这些制度在法律概念、风险管控标准、风险决策、管控沟通以及法律责任竞合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建议进一步明确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法律概念,设定土壤生态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两类风险管制标准,并实现参数本地化,完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决策和沟通交流制度,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