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战略导向，科学把握“双碳”目标的发展机遇，稳步迈向工业绿色发展的转型道路，需要充分理解工业各部门间的关联效应，切实共促全产业链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文章基于中国22个工业细分部门的出口隐含碳生产率，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对其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和网络关联结构展开研究，同时结合QAP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工业出口隐含碳生产率的差异来源。研究发现：（1）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出口隐含碳生产率较低的部门，产业前后向关联度均较高，发挥碳承接与碳溢出的双重作用。（2）产业网络关联结构具有显著的马太效应，碳传导主要围绕能源和材料行业向其他部门辐射扩散。（3）研发投入经费的差异是导致各部门间出口隐含碳生产率分化的主要原因，而板块集聚关系的形成、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弥合差距的关键。

在新发展阶段，“双碳”目标的提出使生产低碳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出口贸易带来的碳转移排放加大了碳减排压力，只有不断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才能实现出口增长与碳减排的双赢。然而，现有文献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对其演变态势和增长来源的深入探究。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2—2017年中国26个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用单位隐含碳排放的产出来表征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而考察其演变趋势和部门收敛性，并采用LMDI-Attribution模型对其增长来源进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1)2002—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出现小幅下降，其后则呈持续增长态势；尽管各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呈平稳上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不同部门的演变趋势也不一致；第一、三产业的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相对较高(均大于0.10万元/t),而第二产业的大部分部门相对较低，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高碳密集型产业最低。(2)2002—2017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标准差、对数离差系数以及变异系数均呈增长趋势，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增速高于高生产率部门，但还未带来部门间绝对差距的缩小。(3)在样本期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生产效率提高和内需扩大带来的生产外向度降低；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贡献率远大于其他因素，但不同部门和产业的增长来源及各因素的贡献大小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采用单要素碳生产率法对26个部门和三次产业及制造业中不同碳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其部门收敛性，丰富和细化了关于隐含碳生产率的经验分析；同时，对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来源进行LMDI分解和Attribution归因，为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持续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部门差距较大；技术进步是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根本，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进步也会有效促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高。因此，应通过低碳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扩大内需有效促进碳生产率提高，尤其要通过技术扩散促使碳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加快追赶速度。

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1995~2011年的天津市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出口贸易和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天津市出口贸易每增加1%,碳排放要增加0.37%。从而验证了"污染天堂假说",天津市也是属于"转移碳排放"的城市之一。为分析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问题,选取2006年和2011年两个时间点的数据,运用因素分解分析法研究天津市的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天津市出口商品的结构是导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是减少出口碳排放量的关键因素,出口规模的扩大也使碳排放减少。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对进出口商品都采用中国的碳耗水平所作的保守估计发现:1997-2006年,通过产品的形式,我国为国外排放了大量的碳,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在0.5%~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按照日本的碳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的乐观估计发现,中国为国外转移排放的碳数量更为惊人。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该数字已达29.28%。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和其出口国都是这些碳排放的受益者,都...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通过分析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中国海关进出口商品数据，研究测算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中国所排放的碳中有相当部分被用于生产满足国外消费者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出口产品，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是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的主要受惠国。文章通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各部门隐含碳排放情况，为国家从碳排放控制的角度调整产业及贸易结构提供参考，同时对于国家未来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综合能源、贸易方面的数据,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中隐含的能源与碳排放。认为:中国承担的日本消费型隐含碳排放量巨大,1997年～2007年间隐含二氧化碳排放累计增长约1.5倍;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排放产业分析表明,2007年的承担日本隐含碳排放最多的3个行业分别是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制造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基于SDA模型的隐含碳排放的结构分解证明1997年～2007年间中国能源使用效率的改进起到了碳减排的作用,生产技术、对日本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均促进隐含碳排放增长,其中出口规模的作用最为显著,贡献率为119.02%。

借鉴投入产出法的思想,构建起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测度模型,基于2002~2010年投入产出数据,对我国28个出口行业隐含碳排放足迹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我国28个出口行业的直接碳排放系数和完全碳排放系数呈下降趋势,但行业间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在2002~2007年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在2010年有所下降;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波动较大。

本文通过改进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分别从总量、行业和贸易伙伴等层面对我国2002—2009年的出口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动态的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该阶段我国约有12%—18%的碳排放由出口贸易引致,且随着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隐含的碳排放也持续增加。其中,加工制造业和化学工业是我国出口碳排放的主要载体,而美国和欧盟分别是2002和2007年我国最大的出口碳排放受益国。

本文构建了一个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中国1997～2007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贸易伙伴层面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出口总量的扩张是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持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排放强度的降低是抑制隐含碳排放增长最主要因素,出口结构变化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有限,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在短期内,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排放强度是中国抑制出口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有效途径;从长远来看,出口结构的调整升级则是可行的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碳减排问题研究不能不考虑区域间和行业间的相互关联。本文运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CMRIO)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其值由2007年的2. 3153 t/万元下降至2012年的1. 5537 t/万元,年均下降7. 67%左右。(2)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和行业差异,经济相对欠发达区域出口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要高于经济相对发达区域,能源消耗较高的工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下降幅度要高于能源消耗较低的服务业。(3)中国区域、行业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变化量与期初值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具有明显的收敛性特征。(4)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出口贸易综合效应三者共同促使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其中直接碳排放系数变动是最大驱动因素。(5)中国各区域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增加值系数效应为正,直接碳排放系数、出口贸易综合效应为负,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表现不一,且影响程度相对较小。(6)中国各行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性。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是最大的,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增加值系数、中间投入技术结构、出口贸易综合效应表现不一。

提升外资质量助力价值链功能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实现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将价值链功能分工因素纳入贸易与环境污染分析模型，基于2003—2018年每笔在华制造业绿地投资项目从事的功能活动数据构造价值链上下游功能分工专业化指数，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由外资质量提升驱动的价值链功能升级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价值链功能升级可以显著减少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机制分析显示，由外资质量提升驱动的价值链功能升级主要通过要素结构优化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服务需求创造效应等渠道发挥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的减排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从事上游功能活动、来自发达国家（地区）和流入中国东部地区的高质量外资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同时，价值链功能升级更有利于削减中间品出口形成的、流向发达国家（地区）和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贸易隐含碳水平。本文验证了高质量外资的“污染光环”效应，为新形势下中国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面临着快速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两难命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发展需求也不容妥协。本文以中美贸易为研究对象,利用投入产出法,在考虑两国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差异的基础上,计算了2000—2009年两国的贸易污染指数,旨在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提供理论依据,利于中国在气候谈判中获得公平的减排目标,以及中国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文章介绍了出口贸易中隐含碳的概念和内涵,并结合中国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对水泥出口中的隐含碳做了计算。结果为:2006年,中国的出口水泥贸易中隐含了超过千万吨的CO2排放,因为是在中国进行的生产,所以按照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这部分消耗实际上还需要由中国来承担,其价值大约占到水泥出口贸易额的15.8%,远远超过一般水泥出口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因此,这种高能耗、高碳排放产品的出口在今后的对外贸易中须严格限制,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的主动权。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碳减排，可以为中国“碳双减”提供政策启示。采用1995—2009年的跨国跨行业面板数据，结合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的上升均会导致出口贸易隐含碳水平升高，这说明如果一国以矿业、制造业为主要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那么出口贸易隐含碳水平会升高，稳健性检验结果强化了这一结论。此外，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效应会更弱，但是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效应会更加明显。因此，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中国政府应当优化产业布局，通过约束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调整出口规模和改善出口贸易结构。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广东省1997-2011年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进行研究,分别测算了广东省整体和部门层面的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大于进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差额1997年为0.20亿吨、2011年为0.36亿吨,说明广东省处于隐含碳的净出口状态;另外,隐含碳的排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服务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部门。广东省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减少高碳产品的出口,扩大"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