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背景下，如何评估并提升中国金融市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年1月至2021年10月中国金融市场数据，采用TVP-FAVAR模型定量测度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利用网络拓扑方法构建各子市场间的韧性关联网络，并进一步分析金融市场韧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具有明显时变特征；面对外部金融风险冲击，不同子市场在保持和恢复原始状态的能力上存在异质性；各子市场在突发性风险事件中会形成紧密的韧性关联网络，在该网络中，外汇市场韧性对其余市场影响最大，债券市场韧性受其余市场影响最大，二者在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金融市场韧性受金融发展水平、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其中金融发展的影响力度远超其他因素，其主要通过融资和产出渠道影响金融市场韧性。对于提升金融市场韧性而言，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不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同时需重点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5月9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目前的国内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应该会帮助市场提升其对新的外部冲击的韧性。马骏认为,去年股市的低迷,部分原因是当时资本市场无法判断贸易摩擦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另外,去年我国还面临着经济持续减速、影子银行融资渠道过度收缩、一些不当舆论冲击民企信心、减税等改革红利尚未到位等问题。这

近年来，国内外金融市场间的联动和风险传染日益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愈发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更加显著。本文选取四种代表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通过计算已实现半方差将其波动率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以区分由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带来的波动，进而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且在不同冲击方向和冲击规模下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主要由坏波动驱动，而极端状态下主要由好波动驱动；第二，极端状态与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走势存在较大的差异，极端状态下风险溢出水平远高于正常状态；第三，方向性溢出在总波动、好坏波动上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且与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经济金融事件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工业金属市场的好坏波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显著增强，外汇市场接收的溢出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防范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险溢出，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针对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状态,笔者改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的金融压力指数测算方法,精心选取能够实时有效地反映中国银行、证券和外汇市场风险的若干指标作为源指标,构建了适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金融市场压力指数,以及银行、证券和外汇市场的分市场压力指数。选取样本期为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并划分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和新常态时期。本文运用所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识别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极高风险事件,采用马尔可夫状态模型甄别了金融市场的两区制风险转变特征。此外,笔者首次尝试从金融市场风险视角去探究新时期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攀高的原因。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与EPU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压力会通过银行、证券和外汇市场刺激经济政策的颁布;高压力风险状态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比低压力状态更迅速持久。

本文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发布的欧元区17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信息作为欧元区主权风险的替代变量,从多市场极端收益联动和市场间传导机制的角度,检验了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欧元区主权风险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机制及其内在传导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欧债危机下欧元区主权风险冲击显著增强了中国金融市场间的联合极端收益波动;这一影响在三大评级机构发布的不同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信息下和中国不同金融市场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当主权评级调至接近或达到投机级时能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系统性的投机级临界效应。本文的实证结论为增强中国政府金融干预和处置能力,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提供了较强的政策启示。

世界性金融系统风险成为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6个样本国相关数据,采用时变Copula-GARCH模型,分析得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危机国对其他国家具有显著的传染效应和冲击效应。中国金融市场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中都受到了显著冲击,同时对其他国家也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特别是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因此,金融全球化下,金融传染加剧各国金融波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治理世界性金融系统风险,各国当局应加强政策协调性,合理进行风险分担,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提高革命老区农户生计韧性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本文基于2022年太行革命老区实地调查数据，构建“风险冲击-生计韧性-生计韧性提升策略”理论分析框架，在健康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视角下，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测度农户生计韧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并探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的策略。结果发现：第一，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影响程度最大，负向影响作用大小依次为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第二，市场风险冲击通过影响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三者影响作用水平相当；第三，自然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易于形成对自然风险冲击的预期，且能够选择种植更适合当地气候的作物品种和更适宜的耕作方式，增强适应和应对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生计韧性。此外，通过不同群体农户生计韧性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应进一步关注脱贫户和脱贫村农户的生计韧性。

当前全球各国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普遍低迷,我国外部需求大幅萎缩。从国内看,我国家庭收入普遍受到短期负向冲击,部分家庭金融韧性不足,疫情不确定性会引发较强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进一步导致家庭消费支出下降。为此,本文采用CHFS 2015和2017年两轮调查数据,研究收入冲击、家庭金融韧性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是通过分别估计两轮调查中每个家庭的暂时性收入,选取追踪调查样本构建差分数据,在考虑暂时性收入冲击方向的基础上,计算每个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研究发现:(1)家庭消费对同等规模的正向和负向暂时性收入冲击的反应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2)家庭金融韧性在消费对暂时性收入冲击反应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3)不同类别家庭消费对正向和负向暂时性收入冲击的反应也存在不对称性。本文研究家庭消费对正向和负向暂时性收入冲击的反应,进一步从家庭金融韧性的角度,识别了家庭流动性缓冲和信贷缓冲在消费对暂时性收入变化的反应中发挥的作用。

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尤其缺乏对于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联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缩小中美两国利差，促使中国的资本外流加剧，并导致实际利率水平和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进而带来资产价格下跌，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不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其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此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会与常态化时期有所区别。基于2002年1月至2021年7月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98个变量的月度数据，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Wu-Xia Shadow Federal Funds Rate)来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运用因子扩张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从资产价格角度分析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看，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通过利率渠道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且该负面影响具有时滞性；人民币汇率调整具有补偿效应，即可以通过人民币贬值减轻资本外流的压力，进而削弱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在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比常态化时期更为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避免因采用联邦基金利率而低估其负面影响；二是运用FAVAR模型缓解VAR模型及TVP-VAR模型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并为识别结构冲击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三是对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时变影响。为更好地应对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深入分析和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发生改变的原因和本质，在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同时，密切关注和警惕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保证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和调整空间充足。

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使得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全文基于全球重大卫生事件冲击下的国际视角，采用CoDEA模型分步评估供应链初始节点、子链和整体链条韧性，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一步探究各节点经济体在风险传导中的角色与功能。结果表明：（1）此次疫情的冲击存在于国际贸易供应链的上游、中游与下游三个节点，对整体韧性的补偿作用有限且成本高昂；（2）风险传导与风险抵御能力不同步，在此次疫情冲击下，风险传导影响力较强的经济体通常不具备较强的供应链韧性，而中国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对强化国际供应链网络韧性起到积极作用；（3）经济体因风险厌恶情绪，试图通过边缘化规避冲击，但并未产生实质性的避险效果；（4）相较于主受益板块与经纪人板块，此次风险传导关系以溢出板块为主，过多的外溢促使风险交叉迭代传播，加剧了疫情对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冲击损伤。基于此文章提出国际贸易供应链韧性提升与风险防范的政策启示。

国际资本的流动增大了一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与国际收支危机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基础和投机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实质经济的不稳定和破坏性因素。本文分析了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对国际收支危机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了防范国际收支危机的相关措施。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在实践中可考虑利用税收手段、汇率安排、外汇外债管理等政策和措施。一国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开放应与本国实际和宏观控制能力相适应。要加强对金融衍生市场的监管,加强对投机资本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本文运用Copula函数刻画了2005-2016年间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尾部风险相依结构,同时,利用MSBVAR模型分析了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情形下的四个金融市场尾部风险冲击。结果发现四个金融市场间存在极弱的风险相依关系;在低风险状态时,金融市场非常稳定,市场间的风险冲击较小;在高风险状态时,金融市场变得极不稳定,极易向低风险状态转移,而且各市场之间的风险冲击显著增加。尾部风险相依不明显,说明金融市场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因此,应该加大力度推进金融各市场深度融合,消除市场间的壁障,

本文运用Copula函数刻画了2005-2016年间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尾部风险相依结构,同时,利用MSBVAR模型分析了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情形下的四个金融市场尾部风险冲击。结果发现四个金融市场间存在极弱的风险相依关系;在低风险状态时,金融市场非常稳定,市场间的风险冲击较小;在高风险状态时,金融市场变得极不稳定,极易向低风险状态转移,而且各市场之间的风险冲击显著增加。尾部风险相依不明显,说明金融市场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因此,应该加大力度推进金融各市场深度融合,消除市场间的壁障,使四个金融子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的尾部风险变化要进行动态监控,在鼓励金融机构加大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构建应急举措化解高风险状态时的风险溢出,维护金融安全。

对冲基金作为国际投机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上个世纪的多次金融危机中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对冲基金的冲击理论和模型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在采用这些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以1997亚洲金融危机为分析背景,探讨了对冲基金是怎样在危机的第一个爆发国—泰国发动冲击的,同时也研究了为什么中国在那次危机中能够幸免于难,避免了对冲基金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国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的结论。

本文应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反映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程度及金融体系压力状况的金融压力指数(FSI),通过FSI与GDP增长率的IRF脉冲响应函数图验证了来自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在滞后5个季度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不良影响。数据显示压力指数曾经历过两次巨大的波动并于2008年1月达到峰值100点,虽然指数近年来走势平缓,但现阶段又出现略微上升的态势。从各部门对金融压力贡献度看,银行、股票和外汇市场主导了大部分的压力变化,但债券、基金和保险市场的重要性也在最近几年开始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