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和特点,结合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在 Fields 的双对数模型的框架内对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人口迁移的各种决定因素。在讨论分析各种影响人口迁移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健康有序地推动人口合理流动和推进城市化进程提出政策建议。

一、1994年人口流动概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流动,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显示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变。据初步统计,1994年底全国离开户籍所在地一年以下的流动人口数已达1.3亿。其中,农民占60％以上。这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据了解,除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所有移民的和也不超过7000万人。

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结构、二元社会结构的调整相对于二元经济结构变化的滞后及流动人口家庭背景的不同。解决这个问题 ,短期内应大力改善办学条件、规范收费管理等 ,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而从长远来看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是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的人口教育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教育部系统的学校人口教育,二是非教育部系统的人口教育。在这里,我集中地介绍一下教育部系统的学校人口教育。 中国现有的人口中,21岁以下的人约占50％。目前,大多数地区是7岁入小学,有条件的地区6岁入小学。1980年,全国在校小学生是1亿4,626万人,在校的中等学校学生是5,745万多人,大学生是114万多人。学生总数共2亿零480多万人。连同业余学校学生在内,全国学生总

赞成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完整的中国人口理论,既要论生,也要问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历两个阶段,贡献很大。现在应考虑进入新阶段,由"一胎化"转到两胎化。维持人口数量简单再生产,总量基本稳定,应该是中国今后计划生育模式的最佳选择。此模式的关键前提条件是夫妇必须有一方年届25周岁才能生育第一胎。人死也得讲平等,占地要严格限定,不搞特殊化。提倡薄葬,方式当允因地制宜。殡葬要纳入福利事业,不搞产业化。

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focuses on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Major questions to be addressed are: What is population security? How to measure and quantify population security? What are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opulation security thinking involves a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changing population problems.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dynamicity. Population security, involving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quality, structure and their relations to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 crucial to China’s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notion from “population problem” to “population security” i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ddressi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comprehensive, harmonious and globalized approach.

文章试图对25年来中国经济与人口变化过程尤其是人口因素在经济转变中的作用加以评估。在回顾与总结了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的基础上,然后通过介绍和使用两个“人口红利”的概念与方法,就过去25年中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作用做出估算,并对未来人口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与机遇加以评估。最后,对中国近期人口变迁所产生的几项社会后果进行讨论。

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以人口转变为主线,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已跨越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其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改革。

传统财政理论在论述地方财政职能时, 都隐含着资源可以在各辖区间充分流动的理论前提,在此前提下, 地方政府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再分配方面的作用有限; 但是, 新近的一些观点对此提出了挑战, 而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地方财政的实际职能也充分地印证了这些新的观点。从长远来看, 中国地方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 有赖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地划分事权。在此基础上, 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地方财政职能才能不断优化, 财政支出效率也能得到提高。

本文是南斯拉夫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摘要,曾提交给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作为介绍南斯拉夫人口状况的材料。文章从若干方面介绍和分析了南斯拉夫人口在过去五十年来的变化发展、目前状况及未来趋势的预测,值得我们参考。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人口问题以及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中国人口问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1.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1980年底止,全国人口已超过10亿(包括台湾省),占世界总人口的22％。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和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程度对世界人口活动的趋向和世界人口问题

中国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与劳动力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动。人口总数从1978年的9.6亿增长到2012年的13.5亿,人口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2012年的0.5%。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1年的34.8%,工业与服务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17.3%和12.2%上升到2011年的29.5%和35.7%。农业劳动力数量自2003年后再次经历持续的下降。推动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统计必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引起人们对人口流动概念理解的歧义，从而出现社会上和学术界对相关概念和指标使用的混乱。笔者根据中国的国情，从统计学的角度对与流动人口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的人口流动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套科学适用的流动人口统计指标体系，以期解决当前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导致年龄结构正转向人口老龄化。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基本特征还是相对地年轻,今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