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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金融研究  [作者] 王君斌  郭新强  王宇  
在采用SVAR模型识别货币政策冲击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数量型与价格型两类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实证研究发现,(1)货币供给水平政策的实施较为随意,宏观调控效果较差;(2)货币增长率政策具有盯住通胀的规则性,对产出的效应显著而持续;(3)利率政策同时盯住通胀和产出,虽然总体调控效果较好,但是对通胀的影响正负交错。基于中国货币新凯恩斯模型的量化评估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更能有效的调控产出和通胀,且不易引发经济波动;二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利率政策应更多盯住通胀。据此,我们给出了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有效货币政策的规则设计。
[期刊] 统计研究  [作者] 陈师  郑欢  郭丽丽  
本文建立一个引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型DSGE模型,使用中国宏观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考察对比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经验表现、宏观效应以及对应的最优单一规则的福利绩效。研究表明:模型能拟合货币政策冲击的驼峰型反应,目标区间利率规则有最优的经验表现;在易变性和福利损失方面,利率规则优于数量规则,汇率渠道会放大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优于不做反应或对名义汇率做出反应;在利率规则下,增加政策工具变化的持续性、放松对汇率变化的干预会增进社会福利,在数量规则下,降低工具的持续性、加强汇率干预将增进福利。研究结论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启示。
[期刊] 经济科学  [作者] 孙稳存  
本文根据估计的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规则,在具有粘性价格和垄断竞争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的分析框架上,考察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由于中国利率政策规则不是积极的反通货膨胀规则,利率仅根据通货膨胀采取包容性的调整,因此,经济不存在惟一的稳定均衡,即经济不会向某一特定的稳态收敛,并且中国经济有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和内生波动。所以,在目前的利率政策规则下,中国经济可以长期处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状态。本文最后的经验考察表明,以上结论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所表现的特点是一致的。
[期刊] 财贸经济  [作者] 丁剑平  刘璐  
基于2012年4月30日至2018年12月17日的银行间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本文首次使用波动率回归拟合的方法,从政策利率的角度改进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程度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收集和构建10项宏观经济新闻后,本文发现当市场参与者普遍不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政策变化的情形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显著减弱。当货币政策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时,市场对未来政策判断的分歧加剧,进而人民币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不足。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央行的汇率沟通,可以发挥其对宏观经济新闻的补充作用,同时增强市场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反应。本文不仅丰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经济后果以及宏观经济新闻的人民币汇率效应相关理论研究,而且为未来货币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为货币当局进行有效外汇市场干预提供了经验参考。
[期刊] 宏观经济研究  [作者] 张向达  娄峰  
本文基于FAVAR模型理论,从诸多宏观经济指标中提取出反映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两个潜在因子,并结合货币政策变量实证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单变量和中国货币政策多变量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增加,通货膨胀与经济活跃性有所降低;利率的改变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也有重要影响;广义货币M2和新增贷款的冲击不会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造成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已与西方市场经济体的传导机制趋同。
[期刊] 宏观经济研究  [作者] 张向达  娄峰  
本文基于FAVAR模型理论,从诸多宏观经济指标中提取出反映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两个潜在因子,并结合货币政策变量实证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单变量和中国货币政策多变量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增加,通货膨胀与经济活跃性有所降低;利率的改变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也有重要影响;广义货币M2和新增贷款的冲击不会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造成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已与西方市场经济体的传导机制趋同。
[期刊] 财经问题研究  [作者] 吕光明  
本文首先采集中国1999—2011年季度数据,构建由GDP、外汇储备、CPI和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组成的四变量SVAR模型族,然后通过Cholesky分解施加约束,测算出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具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在中短期内对产出波动具有最多不超过11%的影响,且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冲击效应要强于价格型中介目标;多数货币政策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其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且解释程度多在12%左右。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价格波动的根源,也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随着M2可控性的逐步减弱和国内信贷调节有效性的逐渐丧失,中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向利率转移。
[期刊] 商业研究  [作者] 邓创  付蓉  徐曼  
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和GARCH族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波动性及其原因,并通过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波动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货币政策波动性较大时,其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明显减弱,甚至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不仅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更是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保障。
[期刊] 中国经济问题  [作者] 朱艳丽  王霞  
本文提出了具有时变阈值的门限泰勒规则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中国1992-2014年间货币政策规则中的时变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时变阈值的引入揭示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三大显著特征:第一,非对称性,即高通胀时期利率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值均大于低通胀时期;第二,不稳定性,即不论通胀率高低,利率对通胀缺口的反应系数均非显著大于1;第三,时变性,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所参考的阈值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
[期刊] 国际金融研究  [作者] 伍戈  刘琨  
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少理论文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都表明,针对全球化的趋势和开放经济的特点,各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可能不是唯一的,与危机前发达国家普遍信奉的"单目标、单工具"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中国"多目标、多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规则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外部持续失衡的环境下,单一的反应函数难以全面反映中国货币政策的现实。相比较而言,现阶段分别基于内部和外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能较充分地刻画转型中国的特征。尽管在理论和现实中内外均衡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但这在目前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还不十分明显,可能与经济结构转型、汇率利率未完...
[期刊] 浙江金融  [作者] 曹伟  左杨  
本文基于SVEC模型框架,分析了1996年1月至2011年2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所使用的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与多重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物价、产出及货币供给冲击均对利率工具和准备金率工具产生持久、显著的影响,这与通过泰勒规则预测得到的结论基本吻合,但与其预测的反应时滞存在一定的差别。利率和准备金率对实体经济有重要影响,但效果、传导时滞存在差异,同时,两种工具对货币供给冲击的反应既不充分、也不及时。针对以上结论,本文一一作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许多有益启示。
[期刊] 当代经济科学  [作者] 徐宁   丁一兵  
2022年以来,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这一政策变动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为全面阐释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利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研究显示: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通常是在重大事件窗口期产生传递效应,而在常态化时期基本不会产生影响;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反馈较弱,但通货膨胀和跨境资本流动对加息冲击的反馈较为灵敏,因此,应警惕由美联储加息而引发的通货紧缩效应和资本外逃风险;第三,在政策应对层面,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转段特征,早期倾向于采取被动的“顺风而动”型调整以避免较大的经济波动,而随着经济体量逐渐上升,政策调整逐渐转向“以我为主”的主动型调节;第四,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后疫情时期的回升阶段,加息冲击对宏观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较弱,这为“以我为主”型的宏观调控争取了宝贵空间,同时也为经济平稳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政府应理性看待并正确认识现阶段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货币政策仍应坚持“以我为主”,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并不断扩大自身经济体量,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打造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化经济发展韧性,最终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期刊]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作者] 贺俊  胡家连  张玉娟  
本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存在性检验和强度测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运用虚拟变量刻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引入Gumbel Copula上尾相依系数来检测其波动效应的存在。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也证明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负波动效应,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间的协同效应。
[期刊] 财贸经济  [作者] 薛立国   林辉   张润驰   马永远  
近年来,我国央行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公众沟通,旨在提升政策传导效率,进而提高政策有效性。那么,如何从学理层面理解把握央行政策取向?本文通过构建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AR)并基于符号约束识别策略,从政策反应系数、政策波动率、政策松紧度、政策目标等方面揭示不同政策规则(价格型和数量型)的政策参数所蕴含的央行政策取向,结果表明:我国央行在宏观调控时短期偏向数量型规则,长期倚重价格型规则,且对“促增长”的偏好优于“稳通胀”;数量型规则的波动率大于价格型规则,且二者的波动率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结构;货币政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较为宽松,经济新常态提出以后趋于稳健,新冠疫情时期适度宽松;经济新常态提出以前,数量型规则的通胀目标和产出缺口目标与实际目标值较为一致,经济新常态提出以来,价格型规则的通胀目标和产出缺口目标与实际目标值耦合较好。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本文的结论有助于不同经济主体通过考察政策参数的动态演化趋势透析央行政策取向,进而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
[期刊] 金融经济学研究  [作者] 邓创  付蓉  赵珂  
运用GARCH族模型和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度量了中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波动性,并在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检验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灵敏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TVAR模型实证考察了货币政策波动对调控效果影响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波动对宏观调控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特征,只有当政策波动性低于门限值时,"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才更为有效;同时,在门限值两侧,"价格型"调控模式均优于"数量型"调控模式。因此,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前瞻性和灵活性,建议货币当局不仅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并做好其与政策灵敏性之间的微妙权衡,更要加快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导向"价格型"为主导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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