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举世瞩目。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左右摆动,粗出生率高于30‰,这两个指标都位于世界的高水平。根据国家计生委的调查资料,我国8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5左右,粗出生率低于20‰,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中国的生育率在短短十几年内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到更替水平,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由于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2%,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的迅速

如何量测计划生育项目对生育的影响,各国的人口学者提出了很多量测技术。下面介绍近年来被联合国出版物推荐和各国专家公认的一些方法。 一、标准化:标准化并非是一种专门用于计划生育评价的方法,在统计学上常用于控制某些混杂因素,以能清楚地确定某一特定因素的作用。出生率(或一般生育率)可以受到年龄结构、婚姻状态分布以及已婚育龄

文章利用人口动力系统的人口发展方程,通过对不同方案1972~2000年间人口变动的模拟比较,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28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2.64亿~3.20亿之间,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总的劳动负担得到减轻,使20世纪末21世纪初迎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佳的机会、人力资源和条件,为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可选择的良好人口环境和初始条件。

我国妇女生育率正处在从高向低的转变过程中,现在我们常用总和生育率降低的实际水平来确定这种转变的过程。我国妇女1980至1987年TFR平均为2.47,较70年代平均值4.01下降1.54。全国有8个省市低于目前我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2.16),有8个省区高于3.0,其余均在2.16—3.0之间,与按各省市区经济发展及计划生育成效划分的三类地区相吻合。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egislation was initiated in China in late 1970s, and has prepared several draft copies. There has been a consensus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leaders at all levels and the masses,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however, has not been formulated because of the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te policy requirements and fertility desires of the masses. 1990s has witnessed dramatic changes in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fertility reduction to the below-replacement level. Responsible for this change are family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conceptual revolution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 economy which has shaken the traditional fertility norms on the other. Also important is the transition of the family planning work from a management-centered manner to a service-oriented approach, which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throughout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king ideology and style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leads to changes i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family planning that has provided very favourable conditions and created a best opportunity for coming out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In 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four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write on this topic.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特别是 1 994年国际人发大会以来 ,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经过几年的实践 ,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也有可能对中国计划生育改革的若干重要的方面来作一些比较系统的探索和讨论。本文从中国的人口态势和社会发展变化 ,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和“优质服务” ,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和“综合改革” ,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和“计生协的发展”等 4个方面开展对中国计划生育改革的讨论。

搞清楚中国计划生育管理的性质特点,对于提高计划生育的管理水平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很一致的。本文想就此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以严格的胎次政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独特的事物。它产生了,发展了,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引起了国际性的议论。有人嘲讽,有人诅咒,有人热烈地赞扬。学者们则对它进行冷静的观察、思考和研究,以至逐渐形成了一门计划生育的学问。 计划生育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最初怎样,

本文分析了中国的人口态势 ,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所处的社会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计划生育事业为深化改革、为适应优质服务的要求、须进一步进行综合改革 ,同时要发挥好计生委、计生协各自的职能和作用。

现代国家治理离不开公共政策评估，人口政策的选择同样如此。政策成本越高，代表社会资源投入越多。中国人口政策已经转向，但既往政策运行成本的研究还不够到位。本文基于中国人口结构大转变的背景，使用分项加总的方法，估算人口政策的直接成本，结果表明，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中国计划生育总投入累计达到８ １１３．１８亿元，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社会抚养费和国家计划生育投入经费。为了更直观地显示计划生育成本，本文对计划生育投入与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做了横向比较，以期为中国公共政策的权衡取舍提供依据。

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获得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胎次率资料,不仅反映出我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我国计划生育的巨大成就。本文拟就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 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水平的高低,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人

顾宝昌在 1 987年利用省级数据考察了中国的生育率 ,通过路径分析得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中国生育率都有重要的直接影响的结论。李建民在 2 0 0 4年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 ,提出 1 990年代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些结论或假设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数据 ,再次考察“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 ,结果表明在过去 30年里 ,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下降 ,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增强。 1 970年代计划生育的作用是主导 ,1 980年代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的作用基本达到了平衡 ,而 1 9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主导。“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呈献出一种动态平衡。

在中国,对于控制人口增长和有计划发展人口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我国解决人口问题经历了30多年的历程,才终于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行

通过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可知,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居民储蓄率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影响并不一致,1991～1997年间,由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储蓄率。1998～2007年间,独女可生二孩政策与二孩政策混合的地区尽管相对于二孩及以上的政策地区,存在储蓄与孩子的互替,储蓄率较高,其主要原因是性别比失调导致的婚姻市场挤压,储蓄的婚姻作用远远超过了教育;在高储蓄率的背后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对储蓄率影响的下降,预计中国未来的居民储蓄率会有所降低。适度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