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协定》于2017年2月23日正式生效了,这无疑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增添了新的动力。我国商务部称赞"这一协议是乌拉圭回合以来世贸组织达成的最重要协议",也是"多哈回合自2001年启动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突破"。《贸易便利化协定》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定,必将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费用,刺激国际贸易的发展。据商务部网站估算,世界经济可因此减少

《贸易便利化协定》于2017年2月23日正式生效了,这无疑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增添了新的动力。我国商务部称赞"这一协议是乌拉圭回合以来世贸组织达成的最重要协议",也是"多哈回合自2001年启动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突破"。《贸易便利化协定》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定,必将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费用,刺激国际贸易的发展。据商务部网站估算,世界经济可因此减少

当前,非洲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外部因素影响,发展并不稳定。非洲区域内贸易发展虽较稳定并且具备发展潜力,但占比较低。非洲区域贸易便利化程度低是阻碍区域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不佳、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国内市场准入过高,以及边境管控和标准问题都阻碍着非洲地区贸易便利化合作发展。因此,非洲各国应努力达成共识,破除各种障碍,推动区内贸易便利化的长足发展。

本文基于中国省域贸易便利化调查数据,采用引力模型考察省域贸易便利化对省级层面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省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省级层面农产品贸易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产品贸易更容易受到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在省域贸易便利化的具体指标中,信息可获得性、单证与自动化、规费与费用等都对农产品贸易有显著影响。

本文采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以及电子商务应用4个指标对贸易便利化进行测度,利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流量的影响,同时分析不同的关税税率对推进贸易便利化并影响贸易流量的不同作用。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对贸易便利化改革提出可行性建议。

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便利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贸易程序的便利化对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本文通过对贸易便利化改革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国际贸易的复杂性、改善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等问题的分析,指出贸易便利化对公共部门和商业机构的积极作用。

在广义贸易便利化的分析框架下,测算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在控制第三方效应的前提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工业品和中间品进口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农产品、工业品和中间品进口贸易的影响非常显著;由于产品性质和嵌入价值链的程度差异,中间品进口对贸易便利化水平最为敏感,农产品进口较为迟钝。该结论有助于全面评价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影响情况,有利于在全球价值链条件下,通过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贸易合作中仍存在沟通协调机制不完善、双重征税、贸易结算汇率风险加剧、基础设施薄弱、制度执行效率低等障碍。现有研究较少关注金融合作程度和电子商务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本文将金融因素和电子商务因素纳入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估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上海合作组织九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表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较高,其他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较低。为了对比关税减让和贸易便利化程度对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国家扩大贸易流量的影响程度,借助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发现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便利化水平

贸易便利化成为国际贸易的谈判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采用全球贸易一般均衡模型(GTAP)分析了节约通关时间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可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福利提高。在中贸易便利化方案下,中国实际GDP在2014年将提高0.27%,社会经济福利增长192亿美元;同时,中国贸易便利化可以显著提升其它国家的经济福利,其他国家的经济总福利提高62.09亿美元。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福利将进一步显著增长。

近年来,贸易便利化在推动国际贸易进程的过程中作用突出。本文基于贸易便利化的定义,概括和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首先构建了具有规范性、全面性的贸易便利化评价框架,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所选取的指标赋权,科学地评价了中国2007-2014年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表明,2007-2014年间,中国为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做出了很多努力,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基于此,本文分析造成该现状的原因,给出相应建议。

使用PCA方法测算一带一路沿线65国2012至2018年贸易便利化水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65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空间统计分析。使用贝叶斯结构方程检验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稳健性,采用半参数GWR模型对贸易便利化如何影响中国出口贸易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指标体系具备较好的信度效度,65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基础设施建设、商务信息技术、海关管理、金融服务、法制规范五个维度的得分差异较大,并且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弹性存在异质影响,2012年商务信息技术、法制规范在1%置信水平下不显著,基础设施的弹性比较稳定,海关管理、金融服务的弹性增长强劲,2016年商务信息技术和法制规范转变为统计显著,2018年回归弹性最大是法制规范和商务信息技术。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依旧显著,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变量回归系数依次为1. 205、0. 856、0. 531。最后,从宏观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政策建议,助力早日实现贸易强国。

文章在对当前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基础上,以时间为主线对我国"单一窗口"政策演进历程及阶段进行了回顾与讨论,分析了政策演变动因和当前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单一窗口"政策完善的对策与建议。

文章在对当前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基础上,以时间为主线对我国"单一窗口"政策演进历程及阶段进行了回顾与讨论,分析了政策演变动因和当前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单一窗口"政策完善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测量指标体系,本文测算了中国及48个主要贸易伙伴2007-2012年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并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就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假定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分别提升50%情景下模拟测算了2012年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潜力。结果显示:中国贸易便利化现阶段处于"中游"水平,与2007年相比,2012年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略有提升;基础设施对中国出口影响最大,其次是电子商务,规则环境和海关环境的影响不显著;在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50%的情景下,中国对48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均会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其中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潜力明显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