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与劳动力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动。人口总数从1978年的9.6亿增长到2012年的13.5亿,人口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2012年的0.5%。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1年的34.8%,工业与服务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17.3%和12.2%上升到2011年的29.5%和35.7%。农业劳动力数量自2003年后再次经历持续的下降。推动中国...

一、1994年人口流动概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流动,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显示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变。据初步统计,1994年底全国离开户籍所在地一年以下的流动人口数已达1.3亿。其中,农民占60％以上。这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据了解,除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所有移民的和也不超过7000万人。

中国的人口教育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教育部系统的学校人口教育,二是非教育部系统的人口教育。在这里,我集中地介绍一下教育部系统的学校人口教育。 中国现有的人口中,21岁以下的人约占50％。目前,大多数地区是7岁入小学,有条件的地区6岁入小学。1980年,全国在校小学生是1亿4,626万人,在校的中等学校学生是5,745万多人,大学生是114万多人。学生总数共2亿零480多万人。连同业余学校学生在内,全国学生总

赞成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完整的中国人口理论,既要论生,也要问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历两个阶段,贡献很大。现在应考虑进入新阶段,由"一胎化"转到两胎化。维持人口数量简单再生产,总量基本稳定,应该是中国今后计划生育模式的最佳选择。此模式的关键前提条件是夫妇必须有一方年届25周岁才能生育第一胎。人死也得讲平等,占地要严格限定,不搞特殊化。提倡薄葬,方式当允因地制宜。殡葬要纳入福利事业,不搞产业化。

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focuses on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Major questions to be addressed are: What is population security? How to measure and quantify population security? What are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opulation security thinking involves a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changing population problems.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dynamicity. Population security, involving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quality, structure and their relations to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 crucial to China’s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notion from “population problem” to “population security” i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ddressi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comprehensive, harmonious and globalized approach.

本文是南斯拉夫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摘要,曾提交给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作为介绍南斯拉夫人口状况的材料。文章从若干方面介绍和分析了南斯拉夫人口在过去五十年来的变化发展、目前状况及未来趋势的预测,值得我们参考。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出回答。本文着重对科尔和蒋正华教授的研究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认为两人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１９６２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略的阐述。

基于泰尔指数方法，以人口数为权重对粮食生产区位差异变迁导致的产需格局差异变化进行了考量，并分析了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的变动及对总差异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区域差异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２０００年后差异明显增大；从总差异的组成看，区域间差异在２０００年超过区域内差异成为粮食产需差异的主要因素，且两者贡献率差距呈增大趋势；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生产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差别明显：主产区贡献较高且相对稳定，主销区和平衡区贡献较低且呈下降趋势。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和特点,结合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在 Fields 的双对数模型的框架内对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人口迁移的各种决定因素。在讨论分析各种影响人口迁移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健康有序地推动人口合理流动和推进城市化进程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问题以及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中国人口问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1.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1980年底止,全国人口已超过10亿(包括台湾省),占世界总人口的22％。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和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程度对世界人口活动的趋向和世界人口问题

本文在CES总量生产函数假定下,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估算了中国各省份在1978—2012年期间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要素效率增长率以及希克斯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和哈罗德技术进步偏向指数。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要素替代弹性介于0.716~2.752之间,但大部分省份的要素替代弹性略小于1,资本与劳动总体呈互补;平均而言,各省区劳动效率增长速度普遍大于资本效率增长速度,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使用;从趋势看,技术进步的资本使用偏向并不明显,因此技术进步偏向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能力有限。

本文系统梳理了1978～2012年的中国农民工住房政策,总结了政策实践中的五大典型模式,并对中国已有的农民工住房政策进行评价:农民工住房政策从无到有,是一种进步,但缺乏长期目标和城乡统筹的整体构想;政策没有基本法律作为保障,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方式与现行土地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政府住房保障的范围、标准、方式等适度性问题有待于合理规范;责任主体不明确,住房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政策的执行难度大;政策尚处于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索层面,实际作用有限。

目前鲜有文献涉及R&D资本存量的估计,且存在明显缺陷,以致影响了后续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而有必要延长年限重新估计。本文合理选取R&D投入指标、增长率g、折旧率δ和价格指数权重,利用永续盘存法对中国1978—2012年R&D资本存量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1)2000年是中国R&D资本存量增长的突破点,实现了从缓慢低位增长到迅速攀升的转变;(2)R&D资本存量占GDP份额呈现为"U"型走势,经历了先下降后提升的过程;(3)无论是R&D资本存量的绝对值还是R&D资本存量占GDP份额,中国均明显落后于美国。中国R&D活动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需通过加大R&D投入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１８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和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这在学术界歧异较大。本文首先对该时期人丁的统计方式作了考察，并校正了一些与实际不相符合的人丁数字，进而对丁与户的关系以及户口比、丁口比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１８世纪初期的人丁数量和人口数量提出新的估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