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方面对现行生育政策重新进行了审视，讨论了政策调整所涉及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意愿调查、人口控制目标及其与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和如何调整三方面对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文章对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基础数据、数学模型、参数假设的问题及研究结果的争论与分歧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有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在生育水平、独生子女总量、育龄妇女总量与结构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偏差。作者认为宏观人口模型并不适于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建议采用微观随机人口仿真模型解决数据质量和区间估计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出生人口堆积情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研究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指出今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2014和2016年,中国连续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分别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遇冷"、"符合预期"和"难以判定"三类。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同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有些标准是不严谨和不科学的。文章分别对近期和中长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从近期看,生育政策调整"遇冷"的结论是不成立的,政策调整无论是对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还是对二孩生育水平的提高都产生了明显效果。但从中长期看,政策调整的效果十分有限,不能适应中国人口长期发展需要。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数量受趋势性因素和阶段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前者导致出生数减少,后者推动出生数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阶段性因素不断消减,趋势性因素将逐渐成为决定人口出生形势的决定性因素,中长期年出生人口数量可能会迅速减少。要实现人口长期发展目标,应加快完善生育政策。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考虑双向代际转移的三期世代交替模型讨论了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家庭的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与经济增长,并对当前的生育政策调整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模拟与政策评价。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当今中国的现实参数下,人口老龄化已经对家庭储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提高向老年一代的代际转移比率不但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反而会使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以及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后,如果生育率不出现大幅度反弹,将有利于经济增长。数值模拟还显示,当前的生育政策调整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无法根本扭转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和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效率。

文章根据中国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以公安部2006年户籍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比例、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及计划生育管理实践中的有关数据,推算出中国政策规定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为:56.0∶42.9∶1.1,中国人口政策预期终身生育率上限为1.45。在考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控制能力的情况下,中国人口预期终身生育率实际上限为1.65,实际预期终身生育率与政策预期终身生育率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农业补贴目前已成为农业支持保护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农业发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农业发展转型,原有的农业补贴政策出现了新的问题。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完善应借鉴OECD国家经验,从强化政策的系统性、提高政策的精准性、整合农业补贴资源和理顺市场与补贴关系等方面入手优化补贴政策体系。

政府在放松生育政策的同时，配合退休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延迟退休和生育调整的理论模型发现：从劳动力增量看，延迟退休能够产生即期效应，而生育调整具有滞后效应，且两者导致的劳动力增量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节点在２０３１年；从社会总负担看，在实行延迟退休后，总抚养比迅速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位置；从总产出看，同时实施延迟退休和放松生育政策，经济中潜在的福利损失最小；从产出增速看，放开生育的同时配合延迟退休，经济增速下降最慢；从人均产出看，放开生育的同时最好配合延迟退休，否则人均收入提升的效果不如政策不变时效果。

文章运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市的数据,从时期生育水平和队列生育水平两个角度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西南地区妇女生育变动及其省际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2016年以后,妇女总和生育率有较大幅度的升高,且这种升高几乎完全由二孩总和生育率升高所贡献;第二,妇女初婚和初育推迟导致一孩总和生育率偏低,低年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减少;第三,35～39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和二孩递进比提高,反映了生育政策调整的作用;第四,妇女生育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贵州和云南妇女生育率高于重庆和四川,农业户口妇女生育率高于非农户口妇女,但生育政策调整对非农户口妇女生育的影响更为明显。

目的:针对累计结余历年持续偏高现状,对生育保险基金医疗费用支付政策调整空间进行了研究。方法:在对各相关变量预测基础上,以北京市为例,就不同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方案下的基金运行进行模拟分析,并提出"可调整率"作为政策调整空间测度指标。结果:不同方案下调整率均为正值,且均高于5%的水平。结论:生育保险支付政策存在一定政策调整空间,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以提高生育保险制度运行效率。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授利、造福、方便于民的惠农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出现了普惠性惠农政策在关联影响尤其是利益导向上不利于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现象。根据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从政策过程理论角度分析。未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是这一现象的主要成因。为此,本文以计划生育为例提出了建立基本国策协调机制的三务路径,并明确在当前形势下,既需要建立以"以和为贵兼顾优先优惠"为特征的基本国策协调机制,也需要计划生育部门与时俱进地调整人口政策的内容、导向和手段,通过有为有位实现三个转变。

This is a summary report of a Stat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s project on Futur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Fertility Policy in China. The research examines China's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changes in 1990s and discusses bo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outcomes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Review of the results from some national fertility surveys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fertility norms and desire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and the couples' desire o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have dropped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the replacement level. A 50-year long population projection is prepared, showing that the regulation that only-child couples can have two children will have a very small influence on population changes in China. Finally, the report outlines a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next 50 years towards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low fertility level in the post-transitional stage.

中国计划生育即将完成２０世纪的历史使命，而跨入２１世纪。以往的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基本都是着眼于本世纪末，那么２１世纪中国人口将如何发展，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本文从学术角度对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的思路、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系列个人的见解，并强调了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的复杂性。因此，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十分重要的。

伴随着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生育率也由自然的生育过程向有控制的生育过程转变,并且这种转变过程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其自身的客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一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