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文旨在从县域层面评价收缩型区域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考察县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动态跃迁及随机收敛特征，为新时期收缩型县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方法】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分析框架构建全局参比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超效率SBM-DEA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收缩型县域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考察县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时空依赖特性和动态跃迁特征，并基于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县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全局性及俱乐部随机收敛检验，尝试对可能存在的收敛子集进行识别。【结果】样本考察期内，过半县域处于收缩状态且呈现连绵化发展趋势，收缩型县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处于低值区间且总体呈现下降态势。县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表现出典型的空间集聚现象，其未来演化发展虽然具备良好的空间整合条件，但短期内向“低低”象限转移的概率更高。收缩程度较高的县域表现出更明显的“路径依赖”和“低值锁定”行为。全国层面和分地区的考察均未发现存在全局性或俱乐部随机收敛趋势，分省层面存在海量的收敛子集。【结论】中国收缩型县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较大提升的空间，应充分发挥空间交互影响的作用，推动小尺度、精细化的交流与合作，助力实现人口流失县域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

研究目的：辨析农业绿色转型约束下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绿色利用效率演化规律及空间收敛特征，为保障区域农业绿色转型稳定性和连续性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生命周期分析法，超效率SBM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和空间β收敛模型。研究结果：（1）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绿色利用效率由2005年的0.978波动增加至2020年的1.066，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层面效率值呈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依次递减趋势；（2）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收敛水平为0.043，局部收敛水平呈现江西、湖北、湖南依次递减格局，均存在显著的β收敛趋势和空间正向溢出效应；（3）地区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科技水平、家庭农业经济贡献度和财政支农力度与耕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呈显著正相关，而复种指数和种植结构呈显著负相关；（4）促进耕地绿色利用转型应顺应耕地绿色空间关联规律，加快推广耕地绿色生产技术，推进耕地绿色综合整治和强化耕地绿色环境规制。研究结论：完善和推广农业绿色转型模式，应当充分考虑粮食主产区耕地绿色利用效率演进的客观规律，构建合理的耕地利用转型政策支撑体系。

本文基于SBM模型,通过构建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函数,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时空差异及空间重心转移规律,并对群组前沿下水资源绿色效率TFP进行了收敛性检验。研究结论为:(1)东部地区技术落差比率高达1,而中西部地区仅为0.404和0.551,表明了中国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技术更接近共同前沿,而中西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技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也证实了对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划区研究的必要性;(2)群组前沿下水资源绿色效率更具合理性,更能真实地反应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变化情况;(3)从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空间重心转移路径可以看出,研究前期东部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不断提升,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下降,研究后期在东西和南北2个方向上逐渐趋于失衡;(4)全国整体及中、西部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TFP存在着σ收敛,且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说明各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的TFP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收敛到各自的稳定状态。

将绿色发展理念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结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分析方法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5—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区域差异上,绿色发展理念下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上升趋势,三大区域之间、各省级行政区之间均存在差异,平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表现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高效率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和少数西部地区,中低值区主要位于中部地区与部分西部地区;(2)在演进特征上,绿色发展理念下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密度曲线整体表现出右移趋势,不同的时间段内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发展速度,在位置、峰度、形状等方面存在差异,并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3)在影响因素上,政策、城市化、规模、社会、结构和环境因素是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绿色发展理念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与传统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有所不同。

集约化和提效率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土地集约利用与绿色经济效率耦合协调机制的理论梳理，采用全局主成分、超效率SBM、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较高强度的时空耦合关联，区域整体目前仍处于向耦合协调发展的过渡时期，空间上耦合协调度大体自下游向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的地区以上海为核心向江苏、安徽等内陆地区持续拓展。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多元驱动的复杂性特征，宏观层面的综合解释力呈经济发展>自然禀赋>社会文明的总体格局，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是驱动二者高质量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社会文明进步则是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当前，要因地制宜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区际间协调联动，共同促进区域整体的均衡高质量发展。

研究目标:揭示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跃迁特征及收敛性。研究方法:基于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其时空跃迁特征及收敛性。研究发现: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时空跃迁类型表现出高度的空间稳定性,时空演变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绝对β空间收敛和条件β空间收敛特征,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研究创新:将"创新失败""环境污染"因素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框架;采用空间相关性分析探讨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跃迁路径;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将空间因素对收敛性的影响考虑在内。研究价值:有利于缩小区域绿色创新发展差距,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目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面临着人口减少和流失的双重压力，导致收缩县城比较普遍。化解县城收缩引起的人口流失、经济衰败和社会发展迟缓等问题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重要课题。科学识别收缩县城的类型，辨析收缩过程的周期性和稳定性，对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本文以人口收缩率为标志，构建了收缩县城识别标准，系统分析了黄河流域2000—2020年县城人口收缩的过程与类型。【结果】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人口收缩县城以暂时性收缩和周期性收缩为主，暂时性收缩县城159个，占52.65%；周期性收缩县城139个，占46.03%；持续性收缩县城仅4个。(2)空间分布主要指向集中连片贫困区、矿产资源开发区、民族聚居区和省际接壤区。(3)县城人口收缩-停滞（或扩张）交替出现，收缩累计年份以2～4年为主，其次是5～8年，大致暗合中国特有的“五年计划”（基钦周期）。【结论】黄河流域县城主要以暂时性和周期性收缩为主，并没有形成令人担忧的结果，但对于集中分布区应高度重视，并分类制定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中国30省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Kernel核密度估计和空间收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得到了有效协同，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呈现逐年递增的良好发展态势，三大区域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2)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水平处于上行轨道，两极分化现象正逐渐改善；(4)长期来看，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度将趋于一个稳态水平。建议政府重点关注各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平衡性、动态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规律与进程、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目的】旨在揭示和验证城市群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波浪式爬升规律，为推动城市群区域内土地绿色联合利用、综合提升城市群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利用2006—2020年面板数据，以中国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城市群城市功能互动理论、空间正义理论和人地系统适应性理论剖析城市群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演化的基本原理并建立函数模型；继而运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联合强度及门槛模型、数值模拟等方法，探究城市群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和爬升规律。【结果】(1)中国城市群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基本遵循波浪式爬升规律，空间上呈现“南北高中间低，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2)中心城市与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联合强度不断增大，且存在门槛限制，中心城市联合周边城市进行土地绿色利用的过程，呈现中心城市向外围“阶梯式”的扩散形态。(3)城市群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随时间变化和城市联合发展的波浪爬升曲线得到实践验证，拟合效果良好。【结论】应加强城市群中心城市与邻近城市在土地资源绿色利用领域的合作。明确城市功能定位，通过功能疏解或集聚、产业链整合、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等方式，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绿色经济效率评价对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提升和经济转型意义重大。通过构建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SBM-Undesirable和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中国北方干旱区20个资源型城市2006—2016年静态效率、动态效率进行测度。并借助城市发展周期、主导资源类型分类特征以及动态变化视角对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和特征规律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①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静态效率总体水平较低(0.932),且城市间效率值表现出较大差异性,其中吕梁、延安和庆阳等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②按照主导资源类型划分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石油类(0.995)>综合类(0.958)>金属类(0.908)>煤炭类(0.904)规律特征,金属类城市和煤炭类城市变化趋势相似且都处于较低状态;依据城市发展周期划分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成长型(0.978)>再生型(0.945)>成熟型(0.920)>衰退型(0.882)的规律特征,衰退型城市绿色发展明显滞后。③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动态效率总体处于增长状态,在2006-2016年整个时期呈现出"逐步上升—快速上升—缓慢上升"的变化规律。④根据ML指数将城市划分为4种类型,其中增长型和波动增长型城市占比为65%。大同、包头和白银等城市动态效率值较高,绿色经济的增长速度较快。整体上干旱区资源型城市在国家政策引导和统筹管理下,绿色发展水平正逐步得到改善提升。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否实现双赢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从效率评价的角度对我国多维目标的实现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创新性地将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引入至效率评价模型中，构建了一个改进的SBM(Improved Slack Based Model,ISBM)，对中国省级绿色生产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全新测度，随后利用Tobit模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中国的绿色生产效率在样本期内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均未达到有效水平，其中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其次，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考察期内呈微弱下降趋势，其中技术进步减缓是阻碍其提高的核心因素；再次，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综合而言，加强环保规制力度和提高城镇化率是提升全国绿色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而东部地区需警惕二产回流，西部地区则应摒弃“唯GDP论的逐底竞赛”；最后，绿色生产效率最低的省份是处于新城市集群地理中枢位置的人口大省，而非是经验认知中的高度工业化省份，产生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这些省份承载了大量来自其他省份的污染转移，这一结果再一次证明非期望投入是效率评价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目的] 研究2000年以来山东省县域乡村收缩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可以丰富我国乡村收缩的研究内容，并为山东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第五、六和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2000—2010年与2010—2020年两个时期山东省90个县域乡村收缩的时空格局演变，利用“自然-社会经济-政策”数据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剖析乡村收缩主导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 （1）2000—2020年山东省县域乡村人口收缩总体表现为中度收缩，且呈收缩加剧趋势，中度收缩县域广泛分布在山东省各地区，塌陷和重度收缩县域从鲁南、鲁西北转移和扩散到除鲁南以外的其他地区，轻度收缩县域从“胶东半岛”向“鲁西北和鲁南地区”转移。（2）山东省县域乡村收缩演变类型以加速收缩型与持续收缩型为主，胶东半岛地区乡村收缩形势最为严峻，其次是鲁中和鲁西南地区。（3）两个时期乡村收缩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并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城镇化水平对两个时期的乡村收缩均产生重要影响，但其负向作用程度在逐渐减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形起伏情况和医疗服务水平影响前一时期乡村收缩，其影响由西向东递减；地方财政状况、教育服务水平、村庄人口中心度和区位条件正向影响后一时期乡村收缩，地方财政状况和村庄人口中心度的影响分别呈现由南向北向东和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教育服务水平和区位条件的影响由中部向两侧递减。[结论] 山东省县域乡村人口已进入全面收缩阶段，乡村收缩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对乡村收缩的影响大于自然因素，且社会和政策因素的影响日趋明显，自然因素影响日趋减弱，现状乡村收缩格局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

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测度我国各地区19962014年绿色技术效率,并分析其地区差异,引入空间计量技术研究绿色技术效率的收敛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呈缓慢上升趋势,区域特征表现为东高西低,三大区域差异明显;东部、中部、西部及全国范围内绿色技术效率水平不存在β绝对收敛,经济发展水平、R&D投入、科技进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能源强度对各区域绿色技术效率的收敛有显著影响,剔除这些变量的影响,东部、中部、西部及全国范围内的绿色技术效率的增长随时间趋于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