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使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联合国UNCOMTRADE双边贸易数据,深入考察了OFDI对中国出口(包括产品层面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OFDI对出口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其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对出口产生先促进后降低的作用。笔者通过构建目的地加权"建设许可"指标作为OFDI的工具变量,在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从出口二元边际的角度看,中国OFDI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而对扩展边际呈显著的倒U型影响。这种倒U型关系主要表现在向非OECD国家(地区)的OFD

笔者使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联合国UNCOMTRADE双边贸易数据,深入考察了OFDI对中国出口(包括产品层面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OFDI对出口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其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对出口产生先促进后降低的作用。笔者通过构建目的地加权"建设许可"指标作为OFDI的工具变量,在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从出口二元边际的角度看,中国OFDI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而对扩展边际呈显著的倒U型影响。这种倒U型关系主要表现在向非OECD国家(地区)的OFDI对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但向OECD国家(地区)的OFDI对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呈现显著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结论,笔者认为:深入探究中国OFDI对出口产生倒U型影响的原因,是今

为了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的实证结果受哪些研究特征的影响，采用Meta分析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的主要实证结果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方向的Meta分析结果受到“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估计方法”三个研究特征的显著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显著性的实证结果受到“终止年份、发达国家、个体效应、时间效应”4个研究特征的显著影响；（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正显著性的实证结果受到“终止年份、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时间效应、估计方法”5个研究特征的显著影响；（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负显著性的实证结果受到“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估计方法”两个研究特征的显著影响。另外，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样本文献的统计检验结果发现，样本文献并不存在发表偏倚问题。

在外汇储备急剧扩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出口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我们可以对这种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最后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替代效应;在长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互补效应。最后,我们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关注了在美国对外投资目的地中,中国是否具有特殊性。利用2002-2012年美国对15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对华投资整体上没有明显偏离应有规模。在制造业领域,甚至有部分证据显示美国对华投资高于应有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开放度等更有力地促进了制造业领域美资的流入,但治理层面的差异等则相对是一个制约性因素。与制造业领域吸引美资的成效形成对照的是,服务业的美资利用还有改善的空间。结合这些研究发现,就美国对中国投资看似偏低的判断,我们有两个解释:一方面,那就是只看到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开放度等引力因素,而忽略地理距离、治理水平和文化差异等制约性因素;另一方面,服务业的美资利用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对整体的美资利用产生了一些影响。

利用2003—2015年188个国家的国别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直接投资会削弱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对中等收入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则相反。进一步地,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APEC国家的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无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是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均能促进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效应明显强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国家层面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

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

基于2003—2016年中国对31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及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数据,分别从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三元边际)的视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种类、数量及价格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种类增加有负向影响,对出口数量的增加影响不显著,对出口价格的提高则具有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创新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显著,当地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动资本品等的出口;总体看,2005-2009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和模型设置以及控制加工贸易等情形下,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本文的研究为协调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宏观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企业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品或服务的效率，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本文运用基于倍差法的倾向评分匹配法检验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研究了初始投资目的地以及再次投资目的地的差异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投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相对于投资到发达国家而言，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产率提升更大；已投资企业进行二次海外投资时，相对于在同一类目的地的投资企业而言，目的地发生转变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幅度更大；在二次海外投资时，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幅度更为明显，这说明企业投资选择＂先易后难＂路径对生产率提升．．．

文章采用2007～2016年68个中国出口目的地的4万多家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出口虽然降低了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就业规模,但促进了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2)中国出口对中低收入国家、非OECD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对规模较小、无国际质量认证企业的作用更大。中国中间品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大于资本品和消费品。(3)从企业的创新方式看,与产品引进、流程引进不同,中低收入水平出口目的地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强化了中国出口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4)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影响不同,中国出口影响具有特殊性。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还是会用海外生产来替代我国对该国的出口呢?本文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现实情况,通过构建一个影响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国2004-2010年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混合回归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促进效应都存在。因此,对于我国目前而言,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上行投资,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下行投资,都是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的海外投资。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笔者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1993年～2009年中国对105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之间均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但这种创造效应还较为有限。因此,应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发挥其与贸易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