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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金融经济学研究  [作者] 张纯威  戴本忠  姚捷  
剔除避税地后的中国OFDI真实区位结构有两大突出特点:静态上以亚洲、欧洲为主,动态上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占比持续上升。基于20032015年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之相伴随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国际水平的快速上升是上述特点形成的基本动因,寻求市场和地理距离是辅助性动因。
[期刊] 金融经济学研究  [作者] 张纯威  戴本忠  姚捷  
剔除避税地后的中国OFDI真实区位结构有两大突出特点:静态上以亚洲、欧洲为主,动态上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占比持续上升。基于2003~2015年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之相伴随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国际水平的快速上升是上述特点形成的基本动因,寻求市场和地理距离是辅助性动因。
[期刊] 经济学(季刊)  [作者] 罗伟  葛顺奇  
本文在异质性水平型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资本需求构建出适宜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区位分布的理论模型。使用2003—2009年中国对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FDI存量数据的经验分析支持模型的相关预测,即中国FDI存量倾向于流入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低、贸易成本高,以及FDI和出口的固定成本差异程度小的国家和地区。估计结果在子样本分析和各种检验中均保持稳健。
[期刊] 国际经济合作  [作者] 马光明  
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呈现出明显不均衡性,即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占据流量和存量的极高比例,发展中国家次之,发达国家所占比例最低,但该数据并不能反映我国直接投资资本的真实目的。我国与相关国家、地区金融、税收和企业管理政策的差异,以及目前生产技术水平的落后,导致了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呈现出以上特点。近期国内税法的调整和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可能造成一定影响,但影响幅度不会太大。
[期刊] 商业经济与管理  [作者] 王永齐  
随着外商对华投资规模、技术含量的提高,FDI对于投资地的选择,越来越受到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与此相适应的是人力资本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日趋提高,并对FDI的流向产生直接的影响。本文通过使用我国1992~2001年沿海10省市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一个地区产业集中度的高低显著影响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跨国公司决定向一个地区投资后往往选择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集中度高的行业作为投资方向,且只有当该地区的产业集聚优势与外资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时,外资才会进入。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池建宇  方英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孙国辉  刘培  杨一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国家形象受到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利用2006—2014年BBC GlobalScan国家形象调查数据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匹配,基于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从国家形象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市场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东道国积极的国家形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能够增强积极国家形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东道国消极的国家形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自然资源和腐败控制会降低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自身的国家形象也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尤其是我国积极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黄友星  张珊珊  赵艳平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期刊] 商业经济与管理  [作者] 汪晶晶  马惠兰  唐洪松  戴泉  
文章选取截至2014年末838家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境内主体设立的994家境外企业为样本,以反映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以及制度因素为主要考察变量,并综合考虑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和农产品贸易、东道国通讯能力等因素,选择12个自变量,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揭示了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环节和营运环节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异同。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农业自然资源和市场规模及潜力均对吸引中国农业投资具有很大的影响;东道国经济和法律制度的质量对中国农业对其投资决策具有显著正
[期刊] 商业时代  [作者] 赵瑜嘉  马妍  贺灿飞  
基于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本文探究了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市场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占主导作用。资源因素也会对其区位选择产生一定影响,劳动力资源禀赋越高,东道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大。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能源资源禀赋都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第三国效应"并不存在,相反,邻国与东道国市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不同区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追求市场与资源;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追求市场。
[期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张慧  黄建忠  
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政策引导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尤其迅猛,而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问题。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较短,不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导向上仍有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空间。因此,通过整理和评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研究成果,可找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疏漏与不足,进而为以后的研究找寻新的方向和角度。
[期刊] 南方金融  [作者] 周铁军  刘传哲  
本文从23个国家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三方面选取了11个变量,通过对截面数据的逐步回归,筛选出了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合理的区位选择路径。结论为: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GDP、外资政策、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中国能源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首先考虑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的东道国;其次,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减轻企业获取能源开采经营权的阻力;最后加强与东道国沟通,争取有利的优惠政策。
[期刊] 管理现代化  [作者] 章昌裕  任思颖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规模敏感程度大于成本因素敏感程度,而技术竞争力的薄弱,东道国较高的技术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但双边贸易关系并不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展,东道国资源禀赋也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所以,正确的区位、产业和市场份额选择都是中国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应考虑的因素。有选择的转移国内产能过剩的边际产业,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留出资源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谢孟军  
文章把衡量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相关指标嵌入D-S区位选择模型为实证分析构建微观基础,利用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91.36%的52个国家或地区1996~2013年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了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使用随机效应和系统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回归分析,验证了传统结论的正确性,同时认为我国OFDI偏好于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对我国OFDI有较大引力,追求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是我国OFDI的重要动机之一。我国OFDI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要考虑东道国政治层面的影响因素,实证结论可以为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科...
[期刊] 上海经济研究  [作者] 贺书锋  郭羽诞  
为了考察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区位的重要影响,本文从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国际地位、政治关系定位等四个方面度量政治因素,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1个东道国、4年204个观测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计量结果发现国家间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有显著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与中国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较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定位较高的东道国。四个政治因素变量在不同计量方法(PCSE和GLS)下都保持高度显著性和稳健性,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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