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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金融论坛  [作者] 胡珺  高挺  常启国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CGSS),考察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家庭金融投资行为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中股票和基金投资均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债券投资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并不显著;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会降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东部地区家庭金融投资行为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而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并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期刊]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何启志  李家山  周利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家庭未偿负债总额及异质性债务均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债务通过闲暇、心理抑郁以及财务困境渠道抑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而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能为理解我国居民幸福感提供证据,同时也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提供参考。
[期刊] 财贸研究  [作者] 覃一冬  张先锋  满强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市规模扩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并且对东部地区居民和高收入群体所产生的负效应要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居民和低收入群体。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增加人口密度两条途径来传递的,即通过前者产生间接的正向作用,而通过后者产生间接的负效应。
[期刊] 南开经济研究  [作者] 南永清   臧旭恒   姚健  
促进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有效应对“三重压力”的重要战略基点。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提升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和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消费结构中基础型消费而对发展型消费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基于异质性的分析表明,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素养提升更有助于促进家庭总体消费和发展型消费,通货膨胀认知消费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发展型消费领域,金融素养提升更有助于中老年家庭消费潜力释放和优化升级。金融素养主要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及提升投资收益等渠道对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和结构升级发挥作用,此外不同于一般认知能力,金融素养消费效应充分体现了金融知识属性和金融决策内涵。通过采用评分累加金融素养指标和剔除耐用品的消费指标,从样本中剔除拥有金融投资经验家庭及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模型内生性等做法,验证研究结果稳健可靠。本文研究为有针对性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有益启示。
[期刊] 中国软科学  [作者] 黄永明  何凌云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评估了环境污染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首先,居民的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在工作中不得不把自己弄得很脏的居民感到不太幸福,居住在工矿区、老城区等社区的居民感到不太幸福。空气污染显著地降低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居住在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以及建筑和拆迁扬尘产生量较高地区的居民更不幸福。其次,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受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大,而其对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显著。最后,环境污染的不公平性问题在我国暂不存在,空气污染对不同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幸福感的影响度没有太大差异。减轻环境污染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我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期刊]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梁城城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在使用Ordered Probit等计量模型分析后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具体表现在:(1)财政透明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财政透明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U型关系;(2)财政支出分权、民生类支出显著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并且其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抑制了两者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3)宏观税收负担率与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的关系。
[期刊]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梁城城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在使用Ordered Probit等计量模型分析后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具体表现在:(1)财政透明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财政透明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U型关系;(2)财政支出分权、民生类支出显著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并且其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抑制了两者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3)宏观税收负担率与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的关系。
[期刊]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杨胜利  谢超  杨书华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数据,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收入、保险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没有地区和性别差异;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亦是正向显著的,但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收入、保险联合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收入的提升和不同收入群体对保险的心理感受等发生作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变化。基于这些基本结论,从增加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城乡统筹,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政策、资金和人才培养支持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全面改善和提升城乡居民的幸福感。
[期刊] 南开经济研究  [作者] 周广肃  孙浦阳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首次从居民角度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并且验证了互联网使用效果的个体差异性。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互联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总体效果和间接效果:直接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整体性影响,间接降低居民对于物质收入的主观看重程度。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促进居民幸福的概率提升2.1个百分点,但降低了收入对于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利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和工具变量克服了内生性问题,所得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验证了居民个体差异性对于互联网作用的影响,发现互
[期刊] 南开经济研究  [作者] 周广肃  孙浦阳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首次从居民角度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并且验证了互联网使用效果的个体差异性。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互联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总体效果和间接效果:直接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整体性影响,间接降低居民对于物质收入的主观看重程度。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促进居民幸福的概率提升2.1个百分点,但降低了收入对于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利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和工具变量克服了内生性问题,所得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验证了居民个体差异性对于互联网作用的影响,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的显著效果主要存在于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教育阶层、较少社会网络群体以及大中城市居民中。
[期刊] 价格理论与实践  [作者] 吴学品   马永俊   刘响俊  
追求幸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家庭资产的配置对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基础上,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非金融资产对家庭成员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非金融资产均可以显著提升家庭成员幸福感,且家庭非金融资产更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感;非户主的家庭成员会因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非金融资产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基于此,推动家庭优化资产配置、加大创业就业扶持力度、优化社会保障体系。
[期刊] 商业研究  [作者] 梅立兴  游子榕  许焕  
本文从情绪因素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研究幸福感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对其参与储蓄和储蓄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以城市幸福感指数作为居民幸福感的工具变量,利用2SLS回归方法检验,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对未来经济和利率的乐观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幸福感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而不确定性和遗赠储蓄动机不能解释幸福感的影响。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通过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高储蓄率的问题。
[期刊] 当代经济科学  [作者] 王思博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四个层面构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框架,进而实现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剖析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层面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均显著,其中"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和0.29,影响程度较深;"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中国政府在制定意在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而增强"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能力。
[期刊]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周强  王乾领  罗良文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采用政策评估中的断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深入探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外溢效应。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在减缓农村贫困的同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U型”作用,且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为正;(2)精准扶贫政策虽然针对贫困人口,但“造血式”扶贫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对非贫困人口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溢性,一方面抵消转移支付“输血式”扶贫的局部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强化了扶贫政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从而使精准扶贫政策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3)进一步分析发现,精准扶贫政策通过改变居民的健康状况、医疗支出、非农就业、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就业人数等因素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增加贫困居民对未来的信心而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此外,本研究丰富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居民福利影响的定量评估成果,为巩固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
[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余若涵   沈悦  
笔者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调查数据构建家庭住房金融化指数,考察了住房金融化对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住房金融化程度加深会降低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意愿和比重,挤出作用显著,该影响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住房金融化通过改变家庭流动性预算影响风险金融投资,金融化程度加深,家庭流动性预算收紧,风险金融投资减少。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挤出效应在仅拥有一套住房家庭、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和对房地产市场持有乐观预期的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此外,风险偏好对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会随着住房金融化程度的加深而削弱。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推动住房回归居住属性;灵活运用政策“工具箱”,因城施策、分类调控;持续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升风险金融投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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