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社会福利函数对益贫式增长测度的可分解性,结合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提供的家庭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劳动报酬率、劳动时间等微观数据,追溯居民收入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要素,将居民收入和各劳动力市场特征的效用性、公平性与增长的损益相结合,应用要素分解模型阐释中国20世纪以来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益贫性及其形成机制,由此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收入益贫式增长政策启示。

为了在有限的财力下为更多的人提供教育机会,中国除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收取少量的杂费外,近年来,一个重要的教育财政政策变化就是开始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成本分担,收取一定的学费。

本文从收入位次和收入份额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流动性,重点探讨收入流动性能否缓解长期收入不平等。本文提出了流动性影响长期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方法,给出了家庭等值收入的估算方法,然后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的四轮城镇住户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实证结果表明,在1993—1995年、1997—1999年、2000—2002年和2011—2013年四个阶段,收入位次流动性逐渐下降;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有所降低,收入流动没有起到缓解长期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在数字信息时代，把握数字技能使用、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增收对农村收入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和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淘宝村名单进行匹配，建立包容性增长实证研究框架，探究农村电商对农村家庭收入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电商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降低地区基尼系数，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机制分析表明，农村电商主要通过促进农户就业与强化信息获取，实现农村家庭收入包容性增长。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文章利用1995、2002、2007~2009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城镇住户数据,实证分析了过去20年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变化。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水平整体上表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7~2009年有短暂的回升,但总体下降的趋势不变。1993~2013年,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变化主要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而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一直持续存在。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就业特征随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不同时期对家庭收入流动产生不同影响,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流动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因此,提供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强化再分配功能是促进收入流动、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的数据构造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省级层面政府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合成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门限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政府支持通过发挥成本效应、预期效应和生态效应来影响普惠金融发展，进而影响家庭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在较低水平的政府支持下，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促进作用较弱，随着政府支持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果增强；在改变计量模型、调整解释变量滞后阶数、更换被解释变量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在西部和农村地区，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较高，意味着在这些地区，较高水平的政府支持更有利于促进家庭收入增长。

基于CHFS2019年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在是否有政府补助以及控制社会互动情况下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金融能力水平越高，城镇家庭收入越高；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联立方程模型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在金融能力增加城镇家庭收入中起促进作用，在控制社会互动后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依然有显著正向影响。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呈现出趋同性的特点。基于此,本文在考虑到家庭收入特征的情况下,对城镇居民消费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是否存在趋同现象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在各个消费类型上普遍存在趋同现象,但各地间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阻碍交通与通信、家务服务消费的趋同,产业结构上的区别成为了后进省份追赶先进省份的阻力。

利用北京、辽宁、浙江、广东、四川与陕西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家庭互联网购买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家庭互联网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扩展分析，结论表明：（１）２００９年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上升会提高家庭产生互联网购买行为的概率；家庭互联网购买行为与户主年龄显著呈现＂Ｕ＂型关系，且女性更偏好互联网购买；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数目增加会提高家庭发生互联网购买行为的概率；（２）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１％，２００９年家庭互联网购买概率提高２．８％，而２００７年此概率则提高１．６％，而２００７年家庭互联网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略小于２００９年，但均略小于１；（３）城市人口规模对家庭互联网消费．．．

利用北京、辽宁、浙江、广东、四川与陕西2007年和2009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家庭互联网购买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家庭互联网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扩展分析,结论表明:(1)2009年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上升会提高家庭产生互联网购买行为的概率;家庭互联网购买行为与户主年龄显著呈现"U"型关系,且女性更偏好互联网购买;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数目增加会提高家庭发生互联网购买行为的概率;(2)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1%,2009年家庭互联网购买概率提高2.8%,而2007年此概率则提高1.6%,而2007年家庭互联网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略小于2009年,但均略小于1;(3)城市人口规模对家庭互联网消费...

本文用家庭刚性消费对凯恩斯消费函数进行拓展,得到家庭刚性消费函数,并运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推导出家庭资产和收入约束条件下,基于家庭消费欲望和积累财富欲望基础上的无差异曲线。转型期中国家庭的结构、脆弱性和社会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差异,低刚性消费需求和高未来消费不确定性预期决定了中国家庭较低的消费—储蓄比率。

本文从低保对象的一般概念和原理出发,针对我国农村低保对象确定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提出建立农村低保家庭收入核查机制。该核查机制由四个联动机制、一个平台和一个标准构成,四个联动机制包括申请机制、核查机制、评议机制、审批机制,一个平台是指低保数字化网络管理平台,一个标准是指低保家庭收入评估计算标准。

收入增长是否可以改善居民的营养状况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直接估计法估算主要营养素的收入弹性。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城镇居民主要营养素均缺乏收入弹性,但由动物性食物提供的主要营养素的收入弹性均明显高于主要营养素总的收入弹性,更大于由植物性食物提供的主要营养素的收入弹性。从营养结构角度考察,收入增长对城镇居民优质蛋白摄入量的增加有积极作用,收入增长对居民营养状况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饱和性脂肪酸摄入量的增加对中国营养工作的深入开展提出了挑战。

文章对重庆直辖10年以来城镇家庭收入变化与差距扩大化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重庆市、上海市、四川省城镇家庭收入差距及结构变化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重庆市城镇家庭收入差距与结构状况优于上海、四川。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