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城市贫困问题已备受关注。基于统计数据测算,我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大约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贫困人口数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最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研究深刻分析了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依照我国国情提出城市贫困监测、城市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及反贫困路径的拓展等多方面反贫困的对策建议。

加快四川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促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是新世纪四川农村反贫困工作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进入21世纪,四川农村贫困面临着许多问题,其成因复杂,因此,四川农村反贫困必须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思路上实现“七个转变”,在措施上着力于制度、产业的创新和环境的塑造。

贫困生作为高校里的特殊群体,在学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高校贫困生总数已达到300多万人,比例高达25%,而且随着西部地区招生计划的增加,高校贫困生的人数还将不断地增加。因此,了解和掌握贫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为他们切实做到"心理脱贫"提供了基础保障。

一、中国城市贫困、失业与能力剥夺(一)城市贫困化速度快、规模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很低,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三无人员”,贫困人口的数量相对稳定,贫困发生率低于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福利制

借助2002—2008年天津市农村家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天津农村整体及不同经济活动类型农户的贫困规模、深度、强度及变化情况,并对政府两次补贴政策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定量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天津农村贫困状况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其中,务农农户的贫困规模、贫困程度和贫困强度均远远大于非农经营农户、务工农户和兼业农户;政府2005年和2008年人均300元和500元的补贴对天津农村地区整体上产生的减贫效果非常有限;补贴对务农农户的减贫效果最明显,而对务工农户、非农经营农户与兼业务工农户的减贫效果均不明显;此外,虽然2008年政府提高了补贴的标准,但是受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整体减贫效果反...

基于有关贫困定义的主要英文文献,文章回顾了贫困研究的早期成果,特别是对贫困的定义。评述了贫困和贫困线定义的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种定义的优缺点;介绍了中国的贫困现状以及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了我国反贫困战略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城市贫困的严重程度日益受到学术界及政府的高度关注,文章首先从贫困的度量、当前城市贫困的规模、城市贫困群体的特征及城市贫困的原因等方面对学者们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现行的城镇反贫困机制尽管已具雏形,对缓解和消除城镇贫困现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认识上的缺陷和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因而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总结和反思。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渐严重,贫困人口行业固化、区位固化和群体固化逐步形成。由于中国各城市发展水平不同步,城市贫困状况和人口构成呈现出地域、行业、城市等级的空间差异。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业再就业和失业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救助制度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逐步形成。为遏制城市贫困日益恶化,有效破除城市贫困固化态势,应在现有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基础上,构建统一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多元化社会救助制度,重构贫困人口聚集区地域格局,提升贫困主体反贫困能力。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on the poor in Harbi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tuation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with that of their parents, and the situatio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with their children.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parents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55 6% are also poor; and that among the childre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65% are also poor, which means there is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mong the urban poor.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s that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and that of their parents are homogeneous to a large degree, as are the occupations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and those of their childr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homogeneity in educational level and occupation of the urban poor and their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城镇的多维贫困现象虽已得到关注,但对我国城镇地区整体多维贫困现状、人群特征的探讨仍显不足。本文基于全国性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方法构建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体系,测量了2014年和2016年中国城镇地区的多维贫困现状,并使用Log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16年中国城镇多维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1%,但东北地区、城乡结合区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城镇多维贫困人群呈现"低就业、高负担"特点,以老年户为主。Log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提高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有养老保险、社区基础设施改善均能显著减少多维贫困发生风险。建议构建城镇多维贫困的统筹治理模式,重点关注老年贫困户和外来户,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资金投入并改进多维贫困的统计监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我国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城市中的贫困人口逐渐增多,而且数量庞大,这些城市贫困群体的出现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而且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实行有效的对策予以救助,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中国的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对策段庆林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和政府开发扶贫，加速了全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在摆脱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累计有１．８５亿农民脱贫。据初步测算，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

文章主要以浙江省城镇贫困的实证分析为例,探讨城镇反贫困的有效政策。作者测定了近两年的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贫困线和有关贫困指数、1997年以来相对贫困的变动轨迹、低保规模和标准,分析了影响浙江省城镇贫困的若干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反贫困的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的反贫困成就举世瞩目,当前的反贫困模式和制度框架也面临着转型。本文试图从系统性制度设计的视角,基于贫困的性质与根源的深入分析,对中国的贫困重新作出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贫困的系统性制度框架。同时指出,区域性的族群贫困已经成为我国贫困的焦点问题,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需要扶贫主体的多元化和扶贫模式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