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乡村振兴需要充分了解城乡融合的情况,并据此制定实施城乡融合的总体战略与政策。中国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充分了解各地区城乡融合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制定实施城乡融合的区域差异战略与政策。本文从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城乡融合发展的结果 3个维度选取了28个指标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指标体系,基于2007～2016年的数据,使用横纵向拉开档次法对中国全国总体以及30个省市的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得出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及区域间的差异,并进一步给出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一是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保持了一致,整体上不断提高;二是发达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整体上高于欠发达地区;城乡在各个领域中差异发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四是城乡融合动力的水平高于融合前提与融合结果的水平;在货物周转量、旅客周转量、农业技术流动、农业机械动力、互联网普及、医疗水平等方面城乡融合水平较高。

以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为切入点，构建涵盖要素、公共服务、空间与生态融合四个维度的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体系，从区域间和区域内发展差异两个方面探讨四大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异质性与动态演进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因素及其非线性作用效应。研究表明：样本期内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东、中、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不同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区域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可分别通过提高生态融合水平与要素融合水平缩小区域内与区域间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及科技创新水平提高均可有效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据此，应针对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加大城乡要素融合力度，健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乡空间联系。同时，各地应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因地制宜制定城乡发展政策，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对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从理论和实践出发，提出“基础—过程—绩效”的分析框架，据此明确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并尝试从学理层面构建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对我国1990—2022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先平缓后上升”态势，四大区域间的差异持续增大且呈现俱乐部趋同特征，城乡融合发展的地理空间溢出效应普遍大于经济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建议：强化城乡融合发展内涵研究，提升乡村振兴水平和促进城乡制度融合，坚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以点带面”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对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采用Dagum基尼系数探寻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来源，并利用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方法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揭示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1)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的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地区间差距是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东-东北地区的差距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Kernel密度估计与Markov链分析表明，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极化现象，不考虑空间因素时，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各省份间不易发生状态转移，空间因素在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动态演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与高发展水平省份为邻能促使中低发展水平省份向中高水平跃迁，而与低发展水平省份为邻则抑制了低发展水平省份向上跃迁的可能。本文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优化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基于吉林省城乡融合发展现状，从城乡经济发展融合、社会生活融合、公共服务融合以及生态环境融合4个方面构建城乡融合指标体系，运用AHP-熵值法对2010-2019年吉林省各地区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度评价，根据测度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路径。

在"十三五"规划强调"新四化"发展整体性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各地区"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对正确认识我国当前"新四化"发展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构建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的融合度模型,对我国31个地区"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四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呈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我国"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仍然较低,绝大多数地区处于初级融合发展水平以下。

文章通过构建演艺与旅游产业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中国31个省份2010—2018年的演艺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水平,运用ArcGIS10.2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演艺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再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两产业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8年,演艺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先上升再下降又回升的态势。从空间分布上看,总体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强西部弱的特点。(2)演艺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2010—2018年整体处于上升态势,但耦合协调度等级仍处在初级阶段。东南沿海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多为初、中级协调,西部地区失调程度严重,其他地区则处于轻度或濒临失调。(3)科技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但由于演艺与旅游产业本身的发展限制以及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政策环境、经济水平、人力资源的动力作用并不显著,市场需求对两产业协调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在"十三五"规划强调"新四化"发展整体性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各地区"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对正确认识我国当前"新四化"发展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构建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的融合度模型,对我国31个地区"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四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呈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我国"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仍然较低,绝大多数地区处于初级融合发展水平以下。

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情况，使用时间序列数据与截面数据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多种方法，从五个不同的维度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融合水平进行实证测度，探讨其城乡融合发展过程的空间差异与演化规律，发现导致“区域发展差异性”与“时空演变趋同性”的原因，最终得出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交通建设以及环保投资方面的政策建议。

文章按照考核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完成进度的研究思路，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以及生态融合3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城乡融合发展得分，依据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公式，评价2003—2019年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结果表明：2003年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仅为0.98%，至2019年，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已达到39.10%；从区域维度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和东北地区交替上升的非均衡发展特征。

本文以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理论为基础，从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以及融合发展的过程三个维度，深入分析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的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0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与CRITIC权重法相结合的主客观组合赋权法、Dagum基尼系数测算与分解、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分析等方法，对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的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时空演化以及空间关联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逐步提升，但整体水平较低；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在四大经济区域和三大粮食功能区存在明显差异；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融合发展的过程、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三个维度的指数值从高到低依次递减，且融合发展的过程维度的指数值增速最大；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总体差异存在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区域内大部分省份之间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但极化现象明显减弱；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但该特征仅在东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部分年份才有所表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亟待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表明了我国实现城乡融合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结合我国实际不断推进城乡融合相关理论与政策创新，为我国实现城乡融合提供了正确的道路选择。文章通过构建“要素—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多维指标，运用熵权法测度2012—2021年黄河流域九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发现黄河上中下游城乡融合发展的差距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强化生态保护促进人居环境和谐化、要素双向流动体制机制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对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模型进行研究,有利于决策者制定促进二者融合发展的政策。本文首先在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模型;然后将此模型与其它的测度模型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发现该模型是合理的;最后用此模型对山东省的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

对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模型进行研究,有利于决策者制定促进二者融合发展的政策。本文首先在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模型;然后将此模型与其它的测度模型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发现该模型是合理的;最后用此模型对山东省的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