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我国于1979—1987年进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以下简称“二普”），2005—2017年进行了农田耕层土壤养分调查。两次调查均为地面采样量大的全国性调查。两次调查生成数据是我国目前最精细的土壤资源与质量时空数据。通过地统计检验方法，探讨我国在这两次调查中所获土壤质量数据的地统计检验特征，为这些数据用于表征土壤资源与质量时空分布状况，及其在其他行业和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方法】检验方法是在我国东、南、西、北、中不同地域选取7个代表性类型区，提取7片区在两次调查中获得的土壤剖面点和耕层采样点0—20 cm土层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作为检验指标的原因之一是有机质含量是最重要土壤质量性状之一，其二该要素可量化表达。剖面点数据源于二普对典型土壤类型的剖面采样，采样特征为优先选取典型土壤类型，全国完成了10万个0—100 cm剖面分层采样、化验。经数据整合和多要素匹配，有6万个剖面点获得坐标。耕层采样点数据源于2005—2017年农田耕层养分调查，采样为网格化均衡分布的大样本量，全国完成了1 000万个有GPS定位坐标的耕层样本。每片区含土壤剖面点500—1 300个，耕层采样点50 000—250 000个。用普通克里格插值方法进行地统计分析和检验。对每片区剖面点和耕层采样点数据分别随机选取80%数据作为训练样本集建模，20%作为验证样本集。将验证样本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线性回归，计算R~2（决定系数）和RMSE（均方根误差），以此评价两组数据表达土壤要素空间分布特征的可靠性和误差。【结果】剖面数据的地统计检验显示，7片区二普剖面点数据表达的有机质含量分布状况可靠性均达极显著水平，但校验集预测值与实测值相关性较差，R~2值较低，为0.223—0.380,RMSE较高。2005—2017年耕层采样点数据地统计检验显示，通过网格化均衡分布和大样本量的地面采样，耕层采样点所获有机质含量分布图的可靠性和预测精度优于剖面点数据，R~2提高，RMSE下降。两组数据地统计结果还显示：尽管相隔30年，两时段调查展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有一定变化，但两组数据反映的各片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空间分布总体规律相似。【结论】当土壤调查为网格化均衡分布的大样本量采样时，就表征土壤要素空间分布特征而言，其可靠性和精度较好；二普生成大比例尺土壤专题图数据（土壤图，有机质含量图，pH图，土壤氮、磷、钾养分含量图）和2005—2017年农田耕层养分调查数据均源于网格化均衡分布的大样本量地面调查，可靠性和精度优于二普剖面点数据。但剖面点含数据类别多，具有点坐标，也有可靠的土壤专题图表达，对了解多类别土壤要素空间分布特征极具价值。二普与农田耕层点养分调查间隔约30年，两时段数据有利于了解土壤质量时空演变。本研究还显示，获取精细土壤质量数据需要进行大样本量地面调查和采样，对于表征土壤类型、土体构造等稳定性要素而言，若地面采样量较小，将难以获得可靠性和精度优于二普的数据。从实际需求和我国已有工作基础考虑，今后土壤调查重点可考虑以土壤功能调查或缺区补漏调查为主。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又一次刷新总和生育率的最低纪录。虽然二孩、多孩总和生育率略有提高,但由于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更大而导致生育水平继续下降。文章分析发现,一孩总和生育率的降低是全面性的,在城镇与农村、流动与非流动各类别均普遍存在,而且受育龄妇女未婚比例提高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妇女未婚比例不断提高和一孩生育水平不断走低也是20多年来中国低生育进程的特征。一孩生育水平不断走低导致二孩生育占比相对提高,因而,近年二孩出生人口比重提高既反映出生育政策的调整效应,也受一孩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因此,文章认为,提高一孩生育水平极为重要,否则政策调整只能短期增加二孩出生人口数量,之后总体生育水平还会下降。实际上,尽管已经调整了生育政策,但低生育水平依然持续。这一点必须引起政府主管部门和整个社会的高度警惕。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又一次刷新总和生育率的最低纪录。虽然二孩、多孩总和生育率略有提高,但由于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更大而导致生育水平继续下降。文章分析发现,一孩总和生育率的降低是全面性的,在城镇与农村、流动与非流动各类别均普遍存在,而且受育龄妇女未婚比例提高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妇女未婚比例不断提高和一孩生育水平不断走低也是20多年来中国低生育进程的特征。一孩生育水平不断走低导致二孩生育占比相对提高,因而,近年二孩出生人口比重提高既反映出生育政策的调整效应,也受一孩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因此,文章认为,

问题王某为河北省某村农民,该村具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2012年7月,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将包括王某自留地在内的1.2万亩因水灾破坏的农用地变更为未利用地,经内业对接后,委派某国土资源规划院开展了外业核查,经

近年来，环境意识在我国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１９８３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把提高全民环境意识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主要措施，环境意识作为一个独立和完整的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江泽民总书记在１９９６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

耕地撂荒是当前全球山区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它深刻地改变了山区农村土地利用结构、农业景观和农户生计,并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效应。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析出,中国山区农业因地形限制,机械化发展受阻,耕地面临着较大的撂荒风险。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和报道表明中国山区耕地撂荒现象越演越烈。中国山区面积广、坡耕地比重大,耕地撂荒不仅关系到山区农地的合理利用政策和山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并可能引起粮食安全问题,但目前仍缺少全国层面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开展大范围的抽样调查对中国山区县撂荒规模进行了推算,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以及耕地边际化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在235个调查村庄中,78.3%的村庄出现耕地撂荒现象;基于县样本统计的2014-2015年全国山区县耕地撂荒率为14.32%;山区耕地撂荒率在省级尺度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其中,长江流域一带的山区耕地撂荒率最高,东北的长白山区最低。

耕地撂荒是当前全球山区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它深刻地改变了山区农村土地利用结构、农业景观和农户生计,并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效应。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析出,中国山区农业因地形限制,机械化发展受阻,耕地面临着较大的撂荒风险。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和报道表明中国山区耕地撂荒现象越演越烈。中国山区面积广、坡耕地比重大,耕地撂荒不仅关系到山区农地的合理利用政策和山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并可能引起粮食安全问题,但目前仍缺少全国层面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开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基本模型,以"长三角"地区的117家企业问卷调查结果对企业特征、人力资源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特征对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有直接影响;(2)企业特征与注重培训、基于绩效的薪酬、发展团队三项人力资源管理实务以及企业文化都对企业创新绩效有影响;(3)企业文化是人力资源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

今年8月中旬我们共抽检了全民工业8家,县属集体工业13家,乡镇工业7家,村办工业5家,检查结果:33家企业上报数与核实数一致有20家,占60.6%,不一致有13家,占39.4%。抽样的四个层次的工业企业的数字质量,其误差很不平衡,8家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08年组织的17省份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对农户30年土地使用权不变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描述,具体分析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及变更,并重点阐述土地承包合同和证书的发放对农户行为的影响。调查分析表明,30年土地使用权不变政策的落实对农户土地投资、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以及农民地权稳定性的信心等具有显著影响。建议采取有力举措(如赋予农民土地的永久使用权,禁止土地调整并进行配套改革,立法给予农民更多决策权以解决征地难题等),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地权稳定性,激励农民土地投资,加快农地流转,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RDI)2005年组织的17省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对中国农地使用权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描述,具体分析了农户30年土地使用权不变政策的落实情况,重点阐述了土地承包合同和证书的发放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建议:向所有农民发放符合规定的合同和证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并给予农民更多谈判权;缩小征地中的“公共利益”范围并促进程序公正;缩小《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土地调整”的范围;允许农民用其土地产权作为抵押或信贷的担保;给有需要的农民提供法律援助;考虑设立专门的土地审判委员会或土地法庭等。

随着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大量财政资金的投入,环境审计已纳入各国审计机关的发展规划,并将成为未来审计机关参与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本文通过分析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下属的环境审计工作组从1993至2009年的六次全球性环境审计问卷调查结果,识别环境审计的国际动态与发展趋势,包括对环境审计的认识与理解,全球环境审计的开展情况、主题事项、审计目标、实施障碍以及国际合作。在此基础上,对比我国环境审计的发展现状,提出加快推进我国环境审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需要重视环境审计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深化环境审计的理论研究,并且将水环境审计作为推动我国环境审计的突破口,高度关注国际背景下环境审计的合作问题...

本研究通过网络在线问卷填写的方式,调查了2695名公众对有关课业负担等几个核心问题的理解。根据2159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结果,研究总结得出:第一,如果我们简单地把那些超过一半以上人数认可的意见视为主流看法的话,那么在课业负担问题上,公众还是存在着一些主流看法的。第二,虽然在整体上看存在着主流看法,但在课业负担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公众的认识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内部差异。第三,公众对到底什么是课业负担内涵的认识并不稳定,而且时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