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城市群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城市群内部组织的联系不仅依托经济等"硬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软实力所带来的凝聚力。文章通过构造中国十大城市群文化软实力评价体系,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在研究设计中通过多维度分析,得到十大城市群在文化不同维度上的排名。最后对十大城市群文化软实力的非均衡差异进行了研究。

中国十大城市群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城市群内部组织的联系不仅依托经济等"硬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软实力所带来的凝聚力。文章通过构造中国十大城市群文化软实力评价体系,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在研究设计中通过多维度分析,得到十大城市群在文化不同维度上的排名。最后对十大城市群文化软实力的非均衡差异进行了研究。

文章通过测算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城市能级,确定其核心城市,通过断裂点、经济场强等模型来衡量各核心城市的经济影响力。从测算结果得出:一是核心城市与普通城市间的集聚性不强;二是核心城市产生的辐射强度和辐射效果与其交通网络的紧密性有关;三是位于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发展方向比位于中部和西部城市群更加多元化。

城市群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高级化空间组织形式,群内各城市既相对独立,又存在着紧密且错综复杂的依存共生关系。城市之间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为微观经济体在分享、匹配和学习等方面提供便利,是对单纯地靠要素集聚形成的优势的补充,在特定情况下,城市的连通性甚至替代了集聚经济。城市连通性对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尚需实证检验。梳理国内外有关文献,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1994-2016年数据,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城市群内部城际联系强度,分析测算十大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结果表明: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有助于多个城市共享集聚经济的正效益;人口规模大,城市群会表现出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但当城市规模超过理论上的最优规模,会使集聚经济的负外部性表现突出,对城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城市群内部城市利用自身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获得其在城市网络中的位置,进而改善经济表现;政府公共服务水平高和基础设施完善,则城市群整体经济效率高。

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及分工状况,对新常态下"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综合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区位熵、相关多样化指数,对中国十大城市群三大产业及19个行业的产业结构与分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常态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所受影响最大,但产业结构依旧保持稳定良好;京津冀、辽中南、关中城市群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仍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川渝城市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山东半岛和中原城市群产业发展出现停滞,产业分工水平开始倒退。

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不高的矛盾仍然存在。文章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外界环境因素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并不很显著,十大城市群的技术效率总体来说不错,把十大城市群分为"双高型"、"高低型"、"低高型"、"双低型"四种类型。由于城市群跨省跨行政区等现实因素,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供给效率水平存在差异。

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不高的矛盾仍然存在。文章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外界环境因素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并不很显著,十大城市群的技术效率总体来说不错,把十大城市群分为"双高型"、"高低型"、"低高型"、"双低型"四种类型。由于城市群跨省跨行政区等现实因素,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供给效率水平存在差异。

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对推进我国城市群战略实施效果评价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综合运用地理软件和空间分形理论,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分维数和回归方程入手,探寻中国十大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的异同点及其变化规律。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群整体呈现出倒"T"型结构;且各个城市群都是高度集中于某一地理要素,核心城市主要以高速公路及铁路干线为扩散轴向外扩散延伸;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是中西部地区。随着城市群战略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群可扩张土地的减少,使得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出现了一定的"挤压"效应。

文章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及空间收敛模型揭示2006—2019年十大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十大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差异明显，但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城市群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来源。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差异最大，同其他城市群的差异也最大，中原城市群内部差异最小，同其他城市群的差异也最小。长三角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单极化效应。十大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存在空间条件β收敛。

城市群是当前及未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集聚区,而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保障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对土地需求的关键之举。论文以10个城市群1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Tobit模型,考察了金融深化、财政缺口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考虑PM_(2.5)作为非期望性产出的情况下,十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综合效率整体偏低,2003-2017年效率均值最高的是成渝城市群,仅为0.711,而排在末位的是中原城市群,低至0.407。(2)从城市群总体样本来看,金融深化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U"形关系,财政缺口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城市群分组样本来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据此,国家在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时,应根据城市群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发展水平,给予城市群自身政策调整的空间,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保障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03—2019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两阶段熵值法测度中国十大城市群健康城市水平，然后利用泰尔指数及方差分解法分别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探究其水平差异大小及来源，最后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产生差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十大城市群健康城市水平在样本期内明显上升，但城市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时段样本，健康文化差异、健康社会差异对大多数城市群健康城市水平差异的贡献率和独立驱动作用都较高；任意两个驱动因素的共同作用都能增强各自对健康城市水平差异的影响，但其增强幅度在2012年以后降低。

基于1999~2007年中国10个主要城市群11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就业结构差异对城市工业聚集经济和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之间存在聚集经济的区位效应,城市群聚集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除了技术进步的激励外,城市区位禀赋、产业结构和规模的差异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影响;中西部城市群的区位聚集效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匹配。

中国十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构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因素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与比较,将十大城市群分为综合发展能力较强、相对一般和相对较低三类,并提出了这三类城市群分别提升流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总量指标的相关对策建议。研究发现,虽然十大城市群都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综合发展水平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中西部地区落后的格局,在继续保持和提升发达地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尽快缩小...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关系密切,城市良好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文章以我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对2010年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剔除环境因素因素后,十大城市群投入产出数值都低于调整前的效率水平;十大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数值在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差距较大;影响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是纯技术效率,与省域研究结果相反;十大城市群投入产出调整后全部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现阶段亟需由粗放发展方式向内涵型、集约化发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