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利用中国2000和2005年数据,证明区域工资水平差距、资本密度、空间距离和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人力资本积聚有着显著影响,特别是通过大区域模型的检验阐明增长极、城市化、产业集群的作用,继而得出落后地区需要通过培育增长极城市、大力推进城市化、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及大力发展教育等改变区域内部层级结构,以扭转自身人力资本积聚的劣势地位,实现区域的人力资本积聚,实现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改革开放至今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较高增长速度,东部沿海地区甚至达到了12%,但西部地区年均增长幅度较低,从而造成东西部经济差距逐渐拉大。这种状况的发生,固然与我国实施率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但这并非其本质原因。王金营教授的《区域人力资本积聚和开发机制研究》一书深邃地洞察到资本存量低和人力资本流失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书中采用数理统计、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西部人力资本积

人力资本是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人力资本有效开发机制,提升人力资本积聚水平,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DP翻了三番多,成为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出现了东西部地区差距、东北经济滑坡和中部"塌陷"等现象。影响和决定着中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哪些生产要素在区域经济差距中起着主导作用?如何进行优

从目前大部分的学术成果来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理论和实证主要集中在物质资本的投入和形成以及无形的制度创新方面;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面,现有的成果也主要集中在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本文从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聚的角度出发,以浙江省和陕西省的实际数据为例,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人力资本积聚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分析和理论分析。

人力资本是制约当前西部发展的“瓶颈”，留住和吸引人才是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关键。从人口再生产角度观察，需要继续坚持人口数量控制、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结构调整相结合的方针；在多种渠道办学、适当并村移居和加快人口城市化等同人力资本积 聚密切相关的方面，要倾注更多的力量并加大改革的力度。

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如何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成为理论界和实践中都普遍关心的问题。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人力资本迅速积累在产业集聚区域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本文对产业集聚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产业集聚作为空间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不少国内外研究都从生产要素的研究视角切入,从理论及实证方面探讨产业集聚对于区域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效应,而大都忽略了区域异质性因素。事实上,对于大国而言,区域间由于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产业集聚之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则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运用1997—2015年中国区域层面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于各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就总体样本而言,中国的制造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其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升;区域异质性视角下,沿海区域以及内陆区域分样本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仅对于沿海区域分样本显著表现为正,而对于内陆区域分样本表现不显著。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为了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作用,必须在区域层面探寻并实施区域开放及产业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及战略。

人力资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质量以及人力资本丰度等方面,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影响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20个因素中提取了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流通度、科技潜力、教育培训4个综合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山东省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形成机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探寻缩小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有效途径,即加大教育投资,扶持落后地区教育事业;加强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动,提高区域流通度;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区域人力资本的需求拉力;加强政府调控,平衡区域人力资本格局。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陷入萧条时期，经济韧性一词被学者们广泛提及。人力资本负载的知识和技能是实现创新的核心要素，也是持续增强经济韧性的内生动力。本文系统梳理了人力资本存量、创新水平和区域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基于2010—2019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了我国各省区域经济韧性。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存量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基本传导机制，并以创新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其对于人力资本存量与区域经济韧性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不仅直接显著促进区域经济韧性增强，还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区域经济韧性增强；创新水平对于人力资本存量发展促进区域经济韧性增强存在显著中介效应，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注重发展人力资本存量，鼓励创新驱动型发展，提高经济韧性。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教育)与经济增长存在多种关联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卢卡斯途径)的途径,而且可以通过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尼尔森—菲尔普斯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在中国工业化中级阶段,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更突出,且高级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尼尔森-菲尔普斯途径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由不同阶段的人力资本驱动,即初等教育驱动着中国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经济增长,中等教育则驱动着中国工业化中级阶段的经济增长。研究还表明,虽然物质资本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阶段性转变中并未显著变化,但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非常大。因而,延续人口红利和转变经济...

在农村人口比例占优势和农村人口教育文化素质比较低的湖南,要想实现后发赶超和"四化两型"的战略,应该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本文通过分析人力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内涵、现状以及湖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制约因素,总结一条有益的选择路径。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人才支持,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并使用2001-2019年的中国省份及城市面板数据,检验各省份公共教育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通过公共教育投资提升教师工资、增加学杂费补贴以及助学贷款利息补贴,有助于降低接受教育家庭的收入门槛,从而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选择高等教育。(2)增加公共教育投资能够显著提升所在省份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增加教育行业从业人员、研发和技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数量,提升所在省份的区域创新能力。(3)在公共教育投资渠道方面,提升教师工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大,另外公共教育支出比公共研发支出对区域创新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由于人才集聚效应,西部人才向东部流动,使得东部地区公共教育投资对区域创新力的提升效果远大于其他地区。因此,我国应加大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向落后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倾斜,加大对教师工资和学杂费的补贴力度。西部落后地区应改善用人环境,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跨国公司及人力资本的分布在我国有鲜明的地区积聚性,对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有负面作用。本文从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入手,通过分析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归纳我国人力资本积聚的制度特性,探究跨国公司对人力资本积聚制度特性的影响途径和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改变人力资本积聚路径依赖的机制和思路。

将公共支出纳入人力资本的积累函数,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公共支出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进行了数值模拟。采用1978-2008年中国各项公共支出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中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支出的最优配置比例,依赖于各项支出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以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公共支出中的最优配置不是一成不变,从工业化初期到中等收入国家,为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应从初期的公共设施建设支出逐步向教育和医疗支出倾斜;中国1994年的分税制以及上世纪90年代的公共事业私有化改制导致了政府教育和医疗支出减少和经济建设性支出强化,这会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