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贸易流程中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贸易便利化对一国出口贸易具有重要影响。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探寻新时代出口贸易逆势增长的内部机制势在必行。基于2001—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贸易便利化对降低交易费用的影响,发现贸易便利化具有显著的出口增长效应,其中营商环境质量改善对出口增长影响最大,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规模扩张效应、出口集聚效应和成本递减效应等机制发挥作用。研究还发现:随着地理位置向内陆延伸,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亦随之增大;随着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贸易便利化的出口增长效应也随之增大,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口岸通关效率和政府规制效率对中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作用最大,市场营商环境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作用最大。因此,优化出口流程中的制度安排,提高出口便利化水平,是新时代出口逆势增长的重要内部驱动力。

笔者将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并利用中国1995年~2010年HS-6位数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和FDI对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双边贸易便利化对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的影响,并且中国贸易便利化作用较大,而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FDI对三元边际都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数量边际。识别各因素的作用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和质量的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持。

新冠疫情割裂了国际分工网络,全球出口贸易骤降,而中国出口贸易则超预期地逆势增长。文章利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提供的国家-商品贸易数据,探析疫情冲击下中国出口逆势增长这一事实。基于出口增长动因分析发现,需求端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供给端的国内供应链的产品“性价比”优势、供应链体系的相对稳定性,供需连通网络方面的物流体系优势,“三维”发力,构成了中国出口逆势增长的基本动因。此外,制度优势对疫情冲击下的出口贸易增长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揭示了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出口逆势增长的原因,对稳定外贸基本盘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基于Hummels和Kenow(2000)建立的贸易增长分解模型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进行了分解,指出该增长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转折点,勾勒出了中国贸易发展的两条主线——依照比较优势的出口贸易扩张和政府主导型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然后,文章利用一个简化的垂直差异产品模型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出口贸易增长的机理和福利变化,指出了中国未来贸易发展的方向。

本文选取2010-2017年中国与东盟10国的面板数据,以运输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等4个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关键要素为一级指标及其17个二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并实证分析的结果是:东盟贸易便利化处于"一般便利"水平,其每提高1%,中国出口贸易就扩大1.18%,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影响显著。因此,应加快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立法;增加政府规制的透明度;在自贸区内给予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良好支持。

本文从区分不同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入手,采用"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2008-2013年的样本数据,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识别出不同区域的不同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异质性。最后,文章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升至2005年的14221亿美元。贸易量的大幅增加,引致国际贸易摩擦数量的不断攀升,中国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贸易摩擦的第一。贸易摩擦向我国经济传达出强烈的信号,必须从国内经济的薄弱之处着手,克服自身产品的弱项,树立中国产品的世界新形象。具体包括:转变以数量增长为主导的旧有模式,代之以以质取胜、以效益为先导的新发展模式;加强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服务产品的出口,不再仅仅以价格低廉作为获取利益的唯一渠道;调整粗放式的出口贸易增长模式

在新发展阶段，“双碳”目标的提出使生产低碳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出口贸易带来的碳转移排放加大了碳减排压力，只有不断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才能实现出口增长与碳减排的双赢。然而，现有文献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对其演变态势和增长来源的深入探究。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2—2017年中国26个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用单位隐含碳排放的产出来表征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而考察其演变趋势和部门收敛性，并采用LMDI-Attribution模型对其增长来源进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1)2002—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出现小幅下降，其后则呈持续增长态势；尽管各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呈平稳上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不同部门的演变趋势也不一致；第一、三产业的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相对较高(均大于0.10万元/t),而第二产业的大部分部门相对较低，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高碳密集型产业最低。(2)2002—2017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标准差、对数离差系数以及变异系数均呈增长趋势，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增速高于高生产率部门，但还未带来部门间绝对差距的缩小。(3)在样本期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生产效率提高和内需扩大带来的生产外向度降低；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贡献率远大于其他因素，但不同部门和产业的增长来源及各因素的贡献大小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采用单要素碳生产率法对26个部门和三次产业及制造业中不同碳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其部门收敛性，丰富和细化了关于隐含碳生产率的经验分析；同时，对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来源进行LMDI分解和Attribution归因，为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持续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部门差距较大；技术进步是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根本，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进步也会有效促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高。因此，应通过低碳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扩大内需有效促进碳生产率提高，尤其要通过技术扩散促使碳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加快追赶速度。

一国的驻外使领馆与该国的出口贸易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话题,也与现实密切关联,国外有类似研究,但国内文献却鲜有提及。本文通过对中国及其152个出口目的国1995—201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整体而言,驻外使领馆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驻外使领馆是出口增长的催化剂这一理论假说是成立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驻外使领馆对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影响在空间和时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关性影响要强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关性影响,从时间上看,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在2001年之前也不如2001年之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国民经济增长也维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以现有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展开了实证研究,并对实证分析结果作出了总体评价。

基于"出口引致经济增长"这一重要假说,文章以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后从净出口的角度分析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一般贸易出口比加工贸易出口更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保持一般贸易的快速增长和一般贸易顺差对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意义重大。

本文根据1983～2004年中国出口商品的类别数据和国家数据,采用Gini-Hirschman系数对我国出口商品集中度和地理集中度进行了测算,并引入RCA指数对2004年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最后对出口不稳定性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目前对我国出口有特殊意义的中等技术含量工业制造品在世界市场上处于比较劣势;而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出口商品集中度和地理集中度对出口不稳定性有显著的负影响,其中商品集中度的负影响系数更大。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行出口市场分散策略;另一方面要加快出口产业升级并实行商品结构多样化战略。

与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不同，本文研究汇率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论发现：中国同３４％的贸易伙伴是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对固定汇率制度贸易对象的出口规模是浮动汇率制度贸易对象的１．３０～１．９２倍；如果中国同所有贸易伙伴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出口将减少６．４２～１３．２９％；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的作用更明显。这意味着固定汇率制度不仅增加了出口规模，也优化了出口结构。寻求固定汇率制度的替代性金融工具是未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课题。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中国向西开放提供重要契机，本文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贸易便利化的数据测算中国及中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的水平，通过构建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处于不便利水平，贸易便利化对出口的带动效应大于关税减让；在贸易便利化结构指标中，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海关环境、口岸效率、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