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了一个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中国1997～2007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贸易伙伴层面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出口总量的扩张是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持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排放强度的降低是抑制隐含碳排放增长最主要因素,出口结构变化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有限,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在短期内,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排放强度是中国抑制出口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有效途径;从长远来看,出口结构的调整升级则是可行的选择。

文章基于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法研究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数量巨大,在中国碳排放总额中占比很高,且在行业分布和国别流向方面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出口总量增长是导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直接排放系数降低和中间生产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出口结构改善对抑制碳排放增加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某些年份和个别出口贸易伙伴中,由于结构恶化反而导致碳排放增加。因此,我国在采取措施降低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亟需进一步加大出口商品升级换代的力度。

作为出口贸易大国,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相当可观,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进而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4种: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并以1997-2007年为样本期,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述4个因素的贡献值分别为-638.95Mt、132.41 Mt1、266.38 Mt和-109.77Mt。可见造成出口贸易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碳减排问题研究不能不考虑区域间和行业间的相互关联。本文运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CMRIO)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其值由2007年的2. 3153 t/万元下降至2012年的1. 5537 t/万元,年均下降7. 67%左右。(2)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和行业差异,经济相对欠发达区域出口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要高于经济相对发达区域,能源消耗较高的工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下降幅度要高于能源消耗较低的服务业。(3)中国区域、行业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变化量与期初值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具有明显的收敛性特征。(4)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出口贸易综合效应三者共同促使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其中直接碳排放系数变动是最大驱动因素。(5)中国各区域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增加值系数效应为正,直接碳排放系数、出口贸易综合效应为负,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表现不一,且影响程度相对较小。(6)中国各行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性。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是最大的,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增加值系数、中间投入技术结构、出口贸易综合效应表现不一。

作为"世界加工厂",我国排放的CO2很大一部分是隐含在出口产品中由国外消费的,了解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气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和结构分解分析,计算了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从1997到2005年增加了14.64亿t(202%),其中出口量的上升是推动其增长的主要因素,它的贡献高达237%;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分别使之增长了65%和5%;排放强度的降低只抵消了105%。其中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影响最大的五个部门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纺织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最...

在新发展阶段，“双碳”目标的提出使生产低碳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出口贸易带来的碳转移排放加大了碳减排压力，只有不断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才能实现出口增长与碳减排的双赢。然而，现有文献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对其演变态势和增长来源的深入探究。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2—2017年中国26个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用单位隐含碳排放的产出来表征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而考察其演变趋势和部门收敛性，并采用LMDI-Attribution模型对其增长来源进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1)2002—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出现小幅下降，其后则呈持续增长态势；尽管各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呈平稳上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不同部门的演变趋势也不一致；第一、三产业的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相对较高(均大于0.10万元/t),而第二产业的大部分部门相对较低，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高碳密集型产业最低。(2)2002—2017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标准差、对数离差系数以及变异系数均呈增长趋势，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增速高于高生产率部门，但还未带来部门间绝对差距的缩小。(3)在样本期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生产效率提高和内需扩大带来的生产外向度降低；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贡献率远大于其他因素，但不同部门和产业的增长来源及各因素的贡献大小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采用单要素碳生产率法对26个部门和三次产业及制造业中不同碳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其部门收敛性，丰富和细化了关于隐含碳生产率的经验分析；同时，对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来源进行LMDI分解和Attribution归因，为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持续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部门差距较大；技术进步是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根本，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进步也会有效促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高。因此，应通过低碳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扩大内需有效促进碳生产率提高，尤其要通过技术扩散促使碳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加快追赶速度。

借鉴投入产出法的思想,构建起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测度模型,基于2002~2010年投入产出数据,对我国28个出口行业隐含碳排放足迹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我国28个出口行业的直接碳排放系数和完全碳排放系数呈下降趋势,但行业间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在2002~2007年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在2010年有所下降;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波动较大。

笔者综合能源、贸易方面的数据,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中隐含的能源与碳排放。认为:中国承担的日本消费型隐含碳排放量巨大,1997年～2007年间隐含二氧化碳排放累计增长约1.5倍;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排放产业分析表明,2007年的承担日本隐含碳排放最多的3个行业分别是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制造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基于SDA模型的隐含碳排放的结构分解证明1997年～2007年间中国能源使用效率的改进起到了碳减排的作用,生产技术、对日本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均促进隐含碳排放增长,其中出口规模的作用最为显著,贡献率为119.02%。

本文通过改进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分别从总量、行业和贸易伙伴等层面对我国2002—2009年的出口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动态的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该阶段我国约有12%—18%的碳排放由出口贸易引致,且随着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隐含的碳排放也持续增加。其中,加工制造业和化学工业是我国出口碳排放的主要载体,而美国和欧盟分别是2002和2007年我国最大的出口碳排放受益国。

文章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各行业煤炭、原油、天然气以及一次电力的消耗密度,据此考察中国出口的隐含国内能源,并比较分析了出口与其他最终需求部分所占能源消耗的比重。计算结果表明,在2002～2007年期间,中国各类型能源消耗密度普遍降低,其中原油消耗密度下降最快、天然气下降最慢;十大出口行业的煤炭、原油和电力消耗密度在下降,且低于所有行业的总体水平,而天然气消耗密度却在上升。中国出口隐含国内能源在上升,其中煤炭、天然气和电力的上升较快、原油上升相对较慢,同时,出口贸易结构不利于在保持出口增速下同时实现节能降耗。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占总需求对国内能源消耗的比重有所上升,拉动经济增长相同幅度时消耗的能...

本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及其部门分布，采用ＬＭＤＩ分解法将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３种因素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年均增长８．９８％，农业部门、食品加工业部门是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多的部门，规模效应是导致农产品出口的ＣＯ＿２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抑制农产品出口的ＣＯ＿２排放量增长贡献的最重要因素，而结构效应较微弱。

面对温室效应日益加剧的趋势,各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控制碳排放量。因此,测算本国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并进而探究驱动其变动的因素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法定量测算了2002年、2005年及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并利用结构分解法将出口贸易隐含碳变化量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强度(技术)效应。结果发现,中国隐含碳净输出量迅速扩大;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强度(技术)效应对其有负向作用。

本文运用环境三效应理论,将影响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并在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构建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结构分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应有助于抑制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效应增加了隐含碳排放,结构效应可能增加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也可能抑制碳排放;且规模效应对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影响程度最大,技术效应次之,结构效应作用效果最小。基于此,提出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碳减排的根本途径是强化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优化能源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

以连续年度投入产出表(1995-2009)核算了中国35个产业出口贸易隐含污染九类污染物的排放状况。运用LMDI法对35个产业、九类污染、14个年度共计4 410个指标进行了分解,得到了每一个指标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综合分析之后发现:驱动中国出口贸易隐含污染增长的是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具有重要的削减作用,结构效应因年度、产业和污染物而异。据此,推动环境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高环境部门和环境规划的独立性,在出口退税系统中嵌入产品含污系数,是当下必须采取的政策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