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采用2007～2016年68个中国出口目的地的4万多家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出口虽然降低了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就业规模,但促进了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2)中国出口对中低收入国家、非OECD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对规模较小、无国际质量认证企业的作用更大。中国中间品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大于资本品和消费品。(3)从企业的创新方式看,与产品引进、流程引进不同,中低收入水平出口目的地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强化了中国出口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4)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影响不同,中国出口影响具有特殊性。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和模式是否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出口目的地特征对企业行为影响的视角出发，聚焦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变动如何影响出口企业的劳动技能结构。首先，将出口目的地特征纳入企业技能选择的理论模型，通过比较优势和质量偏好机制解释出口目的地收入与企业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之间存在U型关系。其次，利用2004年和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海关进出口企业和工业普查的技能结构数据进行检验，并通过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保证该结论的准确性。最后，通过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中质量偏好机制和比较优势机制的存在。此外，还使用上市企业数据，将结论拓展到2015年，保证了本研究的外部有效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新的视角阐释了出口目的地特征对我国出口企业高技能劳动使用的影响，表明在继续加强与高收入经济体贸易往来的基础上，扩大与中低收入经济体贸易活动的必要性。

出口目的地会影响企业生产率吗?何种类型的企业会在出口目的地的选择中受益?文章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解释中国企业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原因。文章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合并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解决样本选择的内生性问题,系统考察了出口市场转变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只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比,企业出口目的地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后,生产率得到了更大幅度的提高,在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2)民营企业和多产品企业在出口目的地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后,其生产率提升更为明显,而且出口阅历的积累更有利于企业出口...

中国与发达国家建立密切贸易关系的同时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BACI数据库与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探讨了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随着目的地收入提高，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先升后降，呈倒U形关系，存在“低端锁定”效应。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低端锁定”效应与贸易模式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以及出口结构变动有关。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与高研发密集企业的倒U形趋势最为明显。

本文基于农产品出口目的地的视角,采用2000—2006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微观层面的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出口目的地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出口农产品到高收入国家份额的增多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出口目的地为高收入国家的企业生产率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更高,同时规模越大的农产品出口企业生产率也越高。当采用工具变量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影响对于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存在着异质性,国有和东部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出口到高收入国家会显著提升生产率,而其他类型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却没有显示出相同的特征。

本文基于农产品出口目的地的视角,采用2000—2006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微观层面的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出口目的地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出口农产品到高收入国家份额的增多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出口目的地为高收入国家的企业生产率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更高,同时规模越大的农产品出口企业生产率也越高。当采用工具变量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影响对于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存在着异质性,国有和东部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出口到高收入国家会显著提升生产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对于企业技能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影响的两个渠道:第一,由于高收入国家收入的边际效用更低从而相对偏好于更高质量的产品,于是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需要多雇佣熟练劳动力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第二,出口过程中所需要的销售调研、运输配送等"必要服务"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高收入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语言文化等与中国差异较大,从而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需要更高水平的"必要服务",相应地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就会增加。然后文章将2004年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对接,从实证层面证实了理论预期。基于一般贸易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出口显著地抑制了企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但对...

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可以通过产品质量选择和技术创新渠道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并且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对于大企业、多产品、高出口强度企业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策略,可以考虑从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出口产品多样化、提高出口强度和扩大企业规模等方面着手,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加大技术创新是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关键。

本文根据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进出口海关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出口发达国家,并且使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率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基于工具变量法及扩大发达国家或地区界定范围的估计结果都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本国和出口目的国的联系越强时，企业因了解国外消费者对自身产品的需求以及建立销售网络而造成的固定成本越低。固定成本越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概率和出口值就会越高。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的农产品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从出口目的地视角考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时间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出口目的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研究企业自身特征和出口目的地市场特征与企业选择出口目的地和出口贸易额之间的相关关系。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人均增加值、人均销售产值以及人均工资水平等都与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和出口贸易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出口目的地的GDP、人均GDP、英语虚拟变量也与企业出口目的选择以及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而与本国的地理距离则与企业出口行为决策呈负相关关系。因企业自身特征和出口目的地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的企业出口贸易成本差异是促成以上相关关系的核心因素。进一步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当期的出口行为决策显著受到前一期的出口行为决策的正向影响。

加成定价是研究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和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内容，文章在对中国出口企业基于边际成本加成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分析了产品质量、出口目的地市场、汇率和其它变量对加成率的影响。分析发现产品质量与加成率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距离对中国企业出口加成率产生负向影响，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有显著抑制作用，特别是对创业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出口企业需要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在＂走出去＂的背景下不断拓展产品的国际销售市场，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不利于出口企业加成定价，出口企业需要预防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文章基于企业技能结构视角,依据企业出口行为决策与技能构成理论模型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出口目的地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密集度、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出口本身对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影响。文章进一步验证了质量升级机制和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中成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兴起了新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本文利用细分到HS6分位水平的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微观的企业出口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集中研究了我国出口产品遭到的限制性贸易壁垒对该产品目的地多样化的影响,并且从风险分担的角度对企业的目的地多样化行为进行了新的解释。主要结论有:第一,为了克服单个市场存在的风险,当我国企业在面临限制性贸易壁垒时,会进行产品目的地的多样化;第二,企业遭受壁垒产品新进入的市场不仅包括未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还包括已经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第三,第一、三类壁垒会显著地促进企业产品的目的地多样化,但第二类壁垒则不会;第四,企业遭受壁垒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行为在"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显著,表明遭受壁垒产品在出口目的地多样化中更青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