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规避是指绕开或避免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而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是指进口国为限制国外倾销出口商采用各种方法排除进口国反倾销税的适用而对该种行为进行相应救济的行

国际贸易中的反规避是反倾销的延伸与发展,欧美反规避法已成为中国出口产品所面临的新贸易壁垒。在进口国组装、第三国组装、产品的轻微改变及产品的后期开发四种反规避形式中,中国出口产品频繁遭遇的是第二种规则。如何了解与跨越这一壁垒是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中国自从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增多,当前最主要、最常用的贸易保护措施要数反倾销调查。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遭国外反倾销调查,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也给中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对此必须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的现状进行研究,探索反倾销调查的机理机制,以寻求避免反倾销调查的路径。

本文通过计算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对我国1990~2014年间出口产品结构和显示性比较优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国家出口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家比较优势情况。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结合通过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预测数据,对我国2015~2020年各类出口产品的贸易前景分别进行了预测分析。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最大限度实现出口稳定对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19年中国出口产品数据从“规模”角度实证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签署及贸易协定深度深化均能促进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稳定。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伙伴国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双边价值链关联是区域贸易协定促进出口稳定的主要渠道。区域贸易协定的出口稳定效应对于“WTO+”协定条款、非发达经济体及技术密集型产品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签署缓解了新冠疫情冲击对出口稳定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中国更好发挥区域贸易协定功能、巩固外贸基本盘具有启示意义。

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贸易保护措施有抬头趋势,我国光伏、无缝钢管等行业均遭受别国反倾销,对行业发展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本文对倾销行为判定及其与成本、价格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以反倾销为视角,比较了中美企业成本核算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产品定价策略以避免遭遇反倾销的对策建议。

目前,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逐年增加,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引起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伤害的情况已屡有发生。依美国的诉讼程序法和实体法,当这种伤害发生时,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在美国某一州法院或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便得到赔偿。本文拟讨论此类诉讼所涉及的诉讼程序法和国际私法上的问题,用以说明此类诉讼对中国的产品制造者和出口者可能发生的影响。 一、中国出口产品的制造者和出口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2014年4月14日,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Anti-Dumping Commission)发布公告,对来自中国的铝型材进行反规避调查,这是澳大利亚建立反规避调查法律制度后的首起反规避调查案件。在调查的过程中,反倾销委员会围绕是否存在逃避关税预期效果的规避行为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与论证,相关的利害关系方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申请人准备充足、据理力争,而进口商、出口商应对不足,最终规避产品被征收高达57.6%的联合临时关税。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人均收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在开放条件下,出口产品品质是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在表现。与技术复杂度和广度边际等角度不同,本文从品质(quality)这一崭新视角入手分析中国出口产品;并采用嵌套Logit模型克服了将单位价值(unit value)等同于产品品质的方法缺陷。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呈下降趋势;行业资本密集度越高,行业技能密集度越高,中国出口产品品质越低;与技术复杂度和单位价值指标相比,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没有明显超出其人均收入对应的水平。加工贸易占比下降、外资企业竞争效应以及资本劳动比上升是出口产品品质下降的主要原因。

研究目标:构建出口贸易限制指数公式并估算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限制指数。研究方法:系统GMM估计自价格效应,双边进口需求弹性和贸易限制指数推导及估算。研究发现:(1)在参与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过程中,中国出口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限制指数较低;(2)以劳动力为比较优势而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贸易限制指数较高;(3)中国出口产品实际所面临的贸易保护程度要远高于关税。研究创新:将进口需求弹性和贸易限制指数测算从总体改进至双边,并据此对中国出口产品出口贸易限制指数进行估算。研究价值:为贸易保护程度量化提供新的方法,为中国开展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事实依据。

研究出口产品地区专业化有助于深入理解产业地理格局和区域经济发展。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最新提出的产品地区相关专业化概念及其对应的评价指标AR(Average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分析了2000-2011年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产品地区专业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产品地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由东部沿海逐渐向内陆扩散,并形成多个连片地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契合。出口产品地区专业化具有显著的产品分异,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具有更高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实证模拟结果显示,更高的技术关联密度、地方经济复杂度与产品复杂度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地区专业化程度,而地方政府对出口产品的干预趋于违逆市场的方向,不利于产品地区专业化的提升。

本文从金融支持作用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与金融体系融资能力改善、金融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金融支持政策的实施对象,为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提供了新思路。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1980-2005年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与融资能力改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另外,与整体制成品的出口促进作用相比,融资能力改善对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Nested Logit模型,从绝对质量和相对质量两个角度,对2001-2010年期间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和产品质量升级进行了实证测算。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整体出口产品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中国出口产品存在明显的质量升级现象。这主要是由机电仪器与交通工具大类的质量升级所带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和质量升级与日本、德国、印度、东盟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显示:2001-2010年间,与德国、日本、东盟、印度四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整体质量相比,中国出口产品整体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本文基于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２０１０）提出的嵌套ｌｏｇｉｔ模型，采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中国与１５４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测算了中国２７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及其质量阶梯。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指数总体相对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略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整体平均较长，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最长，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略短。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均负面影响于出口产品的质量阶梯，进而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而资本密度与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外，研发密度与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