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金融支持作用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与金融体系融资能力改善、金融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金融支持政策的实施对象,为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提供了新思路。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1980-2005年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与融资能力改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另外,与整体制成品的出口促进作用相比,融资能力改善对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1987-2009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和金融市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初步探索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国家信贷市场对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不同影响,并且针对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出了一些建议。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国家信贷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出口结构的优化,而且从短期来看,债券市场比股票市场和国家信贷市场对出口结构优化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在我国目前以银行信贷为主的状况下,历史时间序列数据却表现出信贷市场对产品结构优化的影响最大。

本文利用Nested Logit模型,从绝对质量和相对质量两个角度,对2001-2010年期间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和产品质量升级进行了实证测算。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整体出口产品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中国出口产品存在明显的质量升级现象。这主要是由机电仪器与交通工具大类的质量升级所带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和质量升级与日本、德国、印度、东盟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显示:2001-2010年间,与德国、日本、东盟、印度四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整体质量相比,中国出口产品整体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本文重点讨论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核心产品出口比重的理论机制,并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是从全球出口层面还是出口目的地层面看,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会显著降低核心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融资约束加剧通过削减企业的中间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费用显著降低企业核心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无论是对核心出口产品技术等级提升或大于第二大出口产品的企业,还是对核心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或大于第二大出口产品的企业,融资约束加剧都会使企业核心产品出口比重显著下降。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和出口高质量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选取2002—2016年的中国家具产品出口数据,利用关联规则挖掘中的Apriori算法,从不同家具种类层次上对家具产品出口量与出口种类之间的关联进行挖掘。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种类之间的家具产品在出口量上存在明显的关联。材质层中,其他材料制家具与竹藤家具、塑料家具与金属家具之间有较强的关联规则;用途层中,办公家具与其他用途家具、家具零件与其他用途家具之间有较强的关联规则。底层结果细化反映了材质层与用途层的挖掘结果,也突出了特殊用途家具之间的强关联规则。因此,应该及时掌握国际市场对中国家具产品出口量的潜在需求,对家具出口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推出家具出口销售优惠套餐包、促进中小家具出口企业抱团合作和增强家具产业链信息交互。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于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在总结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出口产品结构的国际竞争力，从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改造传统产业、完善市场制度和部署创新产业链等四个方面提出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路径选择。

多年来，许多国家为提高经济效益，都在千方百计改变出口产品结构，努力减少初级产品出口比重，提高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并在迈向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化出口产品之路。广州市近年来还处于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加工成品为主的转变时期，在世界贸易总的趋势下，广州市出口产品优化调整目标是：由初级产品转向制成品为主实现之后，要实现由以工业初加工制成品为主向以精加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到本世纪末新技术出口产品和附加值含量较高的工业品应占40％以上。总的产品结构目标是以高科技和深加工产品为主，完善出口创汇产业群和系列名优产品，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出口产品结构。

一个地区的出口产品结构在形成之初仍然要依托于当地的资源禀赋,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建立起贸易基础。当地资源禀赋与出口产品结构之间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并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口产品结构可以突破当地资源禀赋的制约。

提升出口产品技术结构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以国际比较为视角,对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变迁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技术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变化趋势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在样本期得以较快改善,但2005年以后出现稳定的趋势。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提升主要得益于电子信息产业出口比重的提高,而汽车与工程机械等产业贡献较小。国际面板数据实证表明,相较于其他国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提升的作用显著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善主要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外生因素,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利用经济全球化改善产业和贸易结构上的成功,但是...

城市如何实现新产品拓展，引入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是城市产业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尚不清楚哪类企业更能引领这一过程。论文使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企业出口产品的动态演化为切入点，从企业本地市场地位、本地存续年限、政治嵌入3个维度拆解企业本地根植性，探讨哪类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并探讨其时空差异。研究发现：(1)总体上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2)私营企业是中国城市新产品演化的主要引导者，但私企在东部以外区域作用不显著；(3)国有企业为城市引入新产品的平均数量最多，是其他类型企业的2倍，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作用最稳健，在各区域以及各时间段均保持显著的正向作用；(4)对于中国东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企和私企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5)对于中、西和东北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低、本地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更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类出口商品在整个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它是一国(地区)贸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省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情况,并通过与兄弟省市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的比较,提出了优化江苏省出口产品结构的路径。

本文通过质量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市场主体行为框架，廓清微观企业的出口行为逻辑，理论阐述国家质量声誉如何作为要素禀赋影响贸易结构，并对跨国贸易数据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声誉禀赋显著影响出口产品结构；与传统禀赋相比，声誉禀赋对贸易结构的影响程度在经济意义上同样显著；国家质量声誉对垂直差异化程度高、水平差异化程度低的产品在出口结构上影响更大，如果出口目的国GDP及人均GDP更高或者出口距离更近，影响程度也会更大。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