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标:构建出口贸易限制指数公式并估算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限制指数。研究方法:系统GMM估计自价格效应,双边进口需求弹性和贸易限制指数推导及估算。研究发现:(1)在参与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过程中,中国出口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限制指数较低;(2)以劳动力为比较优势而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贸易限制指数较高;(3)中国出口产品实际所面临的贸易保护程度要远高于关税。研究创新:将进口需求弹性和贸易限制指数测算从总体改进至双边,并据此对中国出口产品出口贸易限制指数进行估算。研究价值:为贸易保护程度量化提供新的方法,为中国开展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事实依据。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以贸易附加值来刻画出口品内含的新增价值,从而更本质地揭示一国出口的真实贸易利益。本文利用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出口贸易内含国内附加值视角,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1)伴随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贸易内含的国内附加值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虽有下降趋势,但总量却呈稳步上升态势,且数量巨大可观,出口贸易的总量经济效应十分显著;(2)从分行业层面来看,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较大且呈上升趋势,表明出口贸易利益来源结构进而所反映出的产业结构有所优化;(3)服务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服务...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升至2005年的14221亿美元。贸易量的大幅增加,引致国际贸易摩擦数量的不断攀升,中国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贸易摩擦的第一。贸易摩擦向我国经济传达出强烈的信号,必须从国内经济的薄弱之处着手,克服自身产品的弱项,树立中国产品的世界新形象。具体包括:转变以数量增长为主导的旧有模式,代之以以质取胜、以效益为先导的新发展模式;加强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服务产品的出口,不再仅仅以价格低廉作为获取利益的唯一渠道;调整粗放式的出口贸易增长模式

本文利用中国出口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的HS4位编码产品数据,考察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克服自由贸易协定的内生性之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从进口国看,自由贸易协定对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和亚洲国家的产品质量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从不同产品类型看,自由贸易协定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产品技术类型、出口竞争力和距离世界前沿质量差距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此外,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是自由贸易协定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渠道。

本文针对中国与5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HS六位贸易数据,在把贸易成本进行细分并构建解决"多贸易零值"问题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各细分贸易成本变量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而研究在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农产品、非农产品的子样本中,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共同边界与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贸易成本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国家距离、是否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清廉程度等贸易成本对其影响是负向的;对不同发

本文针对中国与5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HS六位贸易数据,在把贸易成本进行细分并构建解决"多贸易零值"问题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各细分贸易成本变量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而研究在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农产品、非农产品的子样本中,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共同边界与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贸易成本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国家距离、是否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清廉程度等贸易成本对其影响是负向的;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来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二元边际的提升不受距离和经济自由的限制;就不同的产品类型而言,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在考虑隐含能和进出口能源产品的情况下,都按我国的能耗效率对进出口进行的保守估计发现:1997-2006年,我国的能源进出口基本持平,其中1999-2005年是一个微弱的能源净进口国,而1997,1998和2006年却是能源净出口国;按照日本的能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的乐观估计发现中国则是一个更大的能源净出口国,每年能源净出口量在10 000~50 000万t标煤之间,其中1997-2002年我国能源净出口量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10%左右,之后该数字迅速增长,2006年更高达18.8%。可见我国进口的能源(包括进口产品中的隐...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对进出口商品都采用中国的碳耗水平所作的保守估计发现:1997-2006年,通过产品的形式,我国为国外排放了大量的碳,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在0.5%~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按照日本的碳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的乐观估计发现,中国为国外转移排放的碳数量更为惊人。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该数字已达29.28%。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和其出口国都是这些碳排放的受益者,都...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最大限度实现出口稳定对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19年中国出口产品数据从“规模”角度实证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签署及贸易协定深度深化均能促进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稳定。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伙伴国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双边价值链关联是区域贸易协定促进出口稳定的主要渠道。区域贸易协定的出口稳定效应对于“WTO+”协定条款、非发达经济体及技术密集型产品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签署缓解了新冠疫情冲击对出口稳定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中国更好发挥区域贸易协定功能、巩固外贸基本盘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利用1998～2015年UNComtrade数据库计算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的出口产品密度,实证分析出口产品密度对中国34个工业行业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出口产品密度对行业新产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新产品转变为比较优势产品的过程中,前者仍然具有积极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中国的出口产品密度对新产品以及新产品转变为比较优势产品过程中的影响却不明显;外国直接投资、固定资本、人力资本等对中国产业创新均起到积极的驱动作用,而传统意义上的研发投入和专利项对产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采用1995-2014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案例HS编码六分位数据,本文对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中,肯定性裁决和征收反倾销税对裁决后第一年的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最大,这种负面影响在随后的年份里逐渐得到缓和,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否定性裁决对涉案产品质量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反倾销不仅仅对中国企业的出口数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质量也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使得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损害进一步扩大,这就提醒我们对申诉国的反倾

利用1997年至2007年177个国家或地区分产品双边贸易流量数据,探讨不同国家或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以及影响因素。依据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的实证分析中,研究发现除了传统的国家特征变量的积极作用以外,例如要素禀赋、研究与发展和贸易开放度等,体现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对一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综合上述研究和发现,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与贸易发展不存在"Rodrik之谜"。

采用1995-2014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案例HS编码六分位数据,本文对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中,肯定性裁决和征收反倾销税对裁决后第一年的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最大,这种负面影响在随后的年份里逐渐得到缓和,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否定性裁决对涉案产品质量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反倾销不仅仅对中国企业的出口数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质量也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使得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损害进一步扩大,这就提醒我们对申诉国的反倾销调查,绝不能一味地消极回避,而应该积极应诉,以避免反倾销裁定成立后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基于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本文对2000～2018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CEPII-BACI提供的HS 6位码产品数据检验了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WTO规则外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签订的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果更显著，而且协定文本深度增加更有助于促进差异化产品出口质量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构建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