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分析指出,中国各主要流域的面源污染控制仍然有较大误区,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对点源和面源污染进行分类控制。目前即使在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水体污染主要原因的流域,仍以河口、河道地带等末端控制工程建设为主。由于没有遵循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基本原则:整个流域统一布局,充分考虑当地农村经济条件和现有种植结构,最大限度照顾农民利益,在源头上对不同类型的污染实行总量控制,因此许多地区高氮、磷养分用量的菜果花农田面积目前仍在大幅度增长,对今后流域治污造成更大难度。根据中国现状,目前在水体污染严重的流域和高污染风险地区,应尽快建立不同类型面源污染的源头控制,从水源保护...

在全球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不但逐步成为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也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20年来,发达国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过源头控制,对农田面源、畜禽场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其核心特征为在扎实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发展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替代原有技术,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护区研究和制定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通过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的结合,在全流域范围内广泛推行农田最佳养分管理,限制水源保护区农田作物类型、轮作类型、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方式,实行全流域氮、磷总量控制,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自80年代以来,农用化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重要的湖泊和河流水域如五大湖泊、三峡库区、滇池、白洋淀、南四湖、异龙湖等氮、磷富营养化问题急剧恶化。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水体污染严重的流域,农田、农村畜禽养殖和城乡结合部的生活排污是造成水体氮、磷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其贡献率大大超过来自城市生活污水的点源污染和工业的点源污染。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各重要流域菜果花(蔬菜、水果、花卉)播种面积增加了4.4倍。菜果花种植为新型产业,农民并未掌握合理的施肥技术。由于种植效益高,菜农为了追求效益,超高量使用氮、磷肥料,单季作物化肥纯养分用量平均为569～2000 kg·ha-1,为普通大田作物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成为水体富营...

近年来,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越发凸显,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农业面源污染发生机理及影响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对其控制与管理不能再沿袭中国对城市工业的点源污染控制所采取的政策治理模式,必须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政策现状,并对现存相关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最后提出构建"以立法为本,以财政补贴为主,以税收手段为辅"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政策新模式。

在乡村生态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考察当前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对推进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单元调查法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业面源污染的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较轻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即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呈现出由东中部地区向西北和东北地区递减的趋势。空间计量分析表明，农业面源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高污染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低污染集聚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清洁能源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治理投资是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强化环境治理投资，加强农业绿色科技投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完善区域间联防联控，以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加大财政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及相关技术培训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农民对农业面源污染和低碳农业生产概念的认知程度,增强农民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实践能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这无疑需要财政给予一定的人员经费和其他相关经费的支持。因此,必须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中的对农村或农民的教育支出比重。我们可仿照美国的做法,考虑在政府预算中设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专项资金,安排有关农业环保宣传和相关技能培训的支出科目,并确立每年占有

继工业点源污染之后,无固定排污口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当前我国环境、资源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市场失灵"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户"非理性行为"是财政介入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理论依据。本文在考察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及现行财政政策调控农业面源污染不足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美国政府财政调控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措施,提出调控农业面源污染必须立法先行,在强化财政职能的同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更加注重财政补贴手段的高效运用并辅之以税收手段,同时注重加强对农户的生态教育,惟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改善我国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状况。

我国水污染严重,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该文对国外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政策领域中的主要研究进行了疏理,简要回顾与评论了基于投入的政策和基于水质的政策,认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分散性和随机性决定了其控制政策不能以排放量为设计基础。由于设计与执行政策的信息成本过高,基于水质的政策只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基于投入的政策具有更强的现实可行性。

[目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在不同作物间的分配格局变化的信息对于国家制定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同作物生产的污染排放格局及其形成原因亟待深入分析。[方法]文章在测算各类作物生产中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的基础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及其内在构成的时空差异。[结果](1) 1998—2014年,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格局已从谷物作物转向蔬菜作物。(2)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空间差异明显,面源污染排放高的省份集中于黄淮海平原,低值省份则主要分布于我国的西部地区,农业面源污染增长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3)东北地区谷物作物面源污染排放比重高,东南沿海地区蔬菜作物面源污染排放比重高。(4)污染排放强度对谷物作物面源污染排放的影响较大,而蔬菜作物面源污染排放的增加则主要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大。[结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发展政策,科学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改造传统农业向技术密集型现代农业转变。

以2003—2014年为研究时段,在测算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基尼系数和非参数估计方法,研究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差异及其动态演变,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体下降,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排放强度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则相对较低。2)2003—2014年,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略微扩大,地区间差异是其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体差异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变化趋势。4)马尔科夫链分析表明,中国农业面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把握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规律,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该文通过分析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成途径,确定农业面源污染的评价指标,并利用该指标分析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时序特征,发现1985～2005年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呈现线性增长特征、阶段加速特征和农资污染为主特征。文章分析了2006～2007年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分布的空间特征,发现中国存在3类污染区域:农资污染区、畜禽污染区和水土流失型污染区。根据时空特征分析,该文给出了农业面源污染管控的政策建议。

太湖及其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呈现严重恶化趋势,农业面源污染是太湖流域水体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相应的治理措施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特点。结果表明:①虽然太湖流域典型区域的面源污染影响及排污系数的研究较多,但是着眼于太湖流域整体的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总量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答案;②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技术研究较多,但将这些自然科学成果应用到实际的管理实践中的政策研究较少;③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研究较多,对畜禽渔业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研究比较薄弱,并且两者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④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管理的讨论,但缺乏管理实施标准的研究;⑤围...

近年来南四湖水质污染严重,农业面源污染是导致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的最主要因素;阐述了南四湖流域种植业、养殖业及农村生活污染三大污染源现状和危害;总结了国外对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措施及研究动态,重点评述了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解析方法,提出了农业面源污染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对南四湖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化肥投入造成的面源氮、磷源已成为水源涵养地水体面源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东江湖库区作为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其农业生产投入的化肥已给该地保持Ⅱ类水质带来了很大压力。通过基于农民保留效用的生态补偿方式来控制农业生产的化肥投入是水源涵养地面源污染控制的有效措施。文章基于东江湖库区２０１２年的技术水平、生产条件和物价水平，测算出补偿标准为：水稻９９６７．３５元／公顷，玉米４１０９．４元／公顷，生姜３７ ４７７．３５元／公顷，板栗８１２１．７５元／公顷，茶树１２ ９１０．２０元／公顷，橘树２０ ５２２．４元／公顷。若要分阶段进行，首先应该控制橘树的化肥投入。补偿金可以通过东江湖的生活供水收入、发电收入和．．．

已有许多研究证实防治农业生产过程中氮磷进入水域以及氮素进入大气环境已成为现代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为分析中国在农业源污染防控中存在问题,本文对中国和德国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实施效果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分析。研究显示,与中国相似,德国人均耕地资源比较少,以家庭农场为单元的经营方式是德国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存在经营规模相对小而分散,受气象条件和市场影响风险大、利润薄、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生存等问题。对于农业源污染治理,既要实现环境目标,也要顾及农民利益、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难以简单采用关、停、并、转等行政指令和惩罚性措施,主要是建立和实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为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减少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德国最有效的做法是在长期试验研究基础上,为农民专门设计和制作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分区、分类、量化施肥技术指标和规程,这些指标简单、易记、易懂,对不同地区土壤和气候条件有良好适用性,易于推广和普及,对于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实现减肥增产、减肥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治农业源氮磷进入水环境,化合态氮进入大气环境方面,德国主要做法是研究、建立和实施一系列与经济奖惩措施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对农田氮素养分投入量、农田氮磷盈余量、施肥期、施肥方法、种植作物类型等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技术指标。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更有效的监管和监测方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鼓励、帮助和疏导农民广泛采用更先进、更精准和环境友好的替代技术。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实施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减少了一半,以农田面积(耕地面积与长期作物面积之和)计化肥养分量从404 kg·hm~(-2)减少到目前的192 kg·hm~(-2),仅为目前中国的53%,同期粮食单产仍提高了56%,从4 779 kg·hm~(-2)增加到目前的7 464 kg·hm~(-2),比中国目前粮食单产仍然高37%。中国至今缺少为农民专门设计、适合农民认知和直接采用的量化施肥技术指标。目前也无与国家及地方政府奖惩政策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出台,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在重点流域,至今难以形成有制度性保障的农业源污染管控体系。在占作物总播面23.6%的蔬菜、水果、花卉等高收益作物农田上,农民盲目施肥、过量施肥情形普遍,在这类农田上,氮磷养分盈余量远超过德国肥料法规所规定的环境安全限量(50 kg N·hm~(-2)、10 kg P_2O_5·hm~(-2))。比较研究还显示,实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核心是以创新研究带动法律、法规、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方法的出台和广泛实施。而中国近年来公益性土壤肥料专业科研机构的均质化、碎片化,以及科研机构在绩效考核中对SCI论文点数、发文量等量化指标的过分倚重,使得相关研究薄弱,亟需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