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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中国人口科学  [作者] 郭志刚  
文章通过对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生育数据的分析发现,近年来二孩和多孩的总和生育率比过去略有提高,而六普数据显示的极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孩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其中居住于农村的育龄妇女的一孩生育率下降明显,其原因是近年来农村婚育年龄推迟,导致农村育龄妇女的未婚比例显著提高。在排除了六普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的影响后,六普的递进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与2005年的水平相当。所以,从总和生育率降低的孩次特征及其影响原因来看,六普数据显示的低生育水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生育漏报。另外,六普数据反映出中国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已接近1.5,基本达到了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
[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纪韶  朱志胜  
文章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化及趋势演变,并就城镇化格局的合理性及变动成因展开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大城市主导的快速推进阶段,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持续;但城镇化的速度会由于中国农村可流动人口减少而有所减缓。1990~2010年中国城镇化格局由分散趋向集中。城镇人口集中趋向东部沿海省区、典型城市群以及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齐普夫指数测算结果证实了以2000年为时间节点的中国城镇化格局由分散化向集中化的转变,目前中国城镇化格局正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但七大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人口流动尤其是跨省跨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引致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动的主...
[期刊] 人口研究  [作者] 翟振武  金光照  张逸杨  
解开中国生育水平之“谜”的关键在于获得一套高质量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增设公民身份号码登记项目、全面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获得了高质量年龄结构数据,为准确估计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生育水平提供了可靠数据基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6~2017年始终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许多年份超过了1.7,在2017~2020年则持续下降;生育率存在较大波动,2020年达到最低值1.3,2012年和2017年出现明显高峰,分别约为1.89和1.88,15年间平均约为1.7。生育属相偏好、生育政策调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总和生育率的波动。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显示中国目前生育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充分消解新近出现的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挖掘和发挥这种潜力的关键举措。
[期刊] 统计研究  [作者] 傅崇辉  张玲华  李玉柱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资料的发布,为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生育的特点和变化提供了可能,本文主要就生育水平、生育模式,以及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方面则体现出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一般生育率上升9.61%,但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人口形势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和适应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期刊] 人口研究  [作者] 唐家龙  马忠东  
人口迁移的选择性一直以来都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文章利用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重点考察了1990年代后期在转型社会中中国人口迁移的选择性问题。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迁移具有较强的年龄选择性和教育选择性,但青年迁移者中,女性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且呈现出高于男性迁移风险的态势。同时,户籍制度是影响迁移决策和决定迁移类型的重要因素。
[期刊] 中国人口科学  [作者] 丁金宏  
80年代,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快、规模大。同期关于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学术探讨也成为热点。然而,过去这类研究常常受到数据的限制,或因资料来源不同而纠缠于概念,或因统计口径相殊而各执己见。以致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国市、镇、乡“三层楼”中各装多少人、城镇化的人口“流量”构成、区域分异状况如何等重要问题,学术界仍未有清晰、一致的答案。
[期刊] 中国人口科学  [作者] 马瀛通  
迄今为止,一些涉及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几乎都存在着涉及基本概念与理论方面的这样或那样问题。文章针对这些问题,不仅对出生性别比的基本概念、数理检测方法等做了进一步阐述与再认识,而且对出生性别比失调与近一个时期失调的初始时间做了界定。同时,对异常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变动态势进行了重新估计。指出在人为条件下的出生性别比失调,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育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刘一鸣   杨静萱   刘青  
文章基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最新公布的全国和各省份数据资料,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初步探讨了“七普”数据中人口分布和人口增量的格局变化。研究发现:尽管“七普”数据仍然显示出“东南高、西北低”的人口分布特征,但是内在空间结构产生了新现象,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基础上正在形成包括成渝城市群、西咸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新生城市群,中心城市也在快速成长;通过对比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东北地区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人口收缩型城市,而广州市、深圳市和成都市人口增量迁入势头迅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人口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内陆城市群则需要持续关注人口“虹吸效应”潜在问题。
[期刊] 税务与经济  [作者] 潘石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在总量仍然偏多的情况下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失衡,其突出表现为:男女性别结构失衡;年龄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严重错位,不相适应。这些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理论认识上的偏误,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既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宏观管控缺失的原因。人口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特殊性决定它的调整要比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构调整要艰难得多。人口生产与再生产动态均衡发展并与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要求相适应,这是社会主义人口发展规律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人口结构调整的预期目标,必须依此目标从理论、观念、体制机制、政策、社会习俗等方面综合发力,强力调整人口结构,使之动态均衡化、合理化。
[期刊] 人口研究  [作者] 夏乐平  
本文研究中国从1979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趋势。为此目的,本文对1979~2001年各生育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每年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四普、五普的回推数据,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报表中的出生数据和公安部户籍中的出生登记也作为比较对象。鉴于材料中的矛盾,本文就分析教育部部门统计中的各种和出生数据有间接关系的记载、讨论它们内在的口径问题和它们所涉及到的工作程序问题。本文在这一基础上用小学在校学龄儿童年龄分组的数据来估计中国1979~1997年的生育水平和其他资料的可靠性。分析暗示出生数据漏报问题普偏存在,自教育数据算出来的生育数据比许多其他资料高。虽然如此,但自1996年以来比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字低。结果同时表明,中国1992年以来确实达到了低生育水平。根据教育统计资料计算的1997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
[期刊] 中国人口科学  [作者] 朱勤  
文章根据公布的"六普"数据,对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进行模拟推算,并与往年普查及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2000年"五普"0~14岁低龄人口漏登2 056万人,女性漏登率高于男性,1岁和7岁组漏登率最高;2000~2010年育龄妇女人数增长了7.86%,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35~49岁女性增幅较大;总和生育率经历了由降到升、再到稳中有降的过程,2000~2009年历年加总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48。另外,"五普"低龄人口漏登并未导致此前一些研究认为的近10年"生育率被严重低估"的结果,由普查与调查数据直接获得的总和生育率与推算值之间的平均落差仅为0.09。在生育率低走、育龄妇女人口规模缩小且其年龄结构持续老化的多重影响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
[期刊] 人口研究  [作者] 翟振武,刘爽,陈卫,段成荣  
本文讨论了低生育水平的内涵,计算了目前中国更替水平的数值。根据人口转变的定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仍处于人口转变第三阶段的结论。文章提出日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数量仍是第一位的问题。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解决人口结构并非仅有调整生育政策一条路。“削峰填谷,迁移流动,以时间换空间,推动区域人。协调发展”应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思路。
[期刊] 人口研究  [作者] 杨凡  赵梦晗  
生育水平不仅是衡量人口发展状况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性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对官方公布的出生或生育数据质量的质疑不断,加之不同学者所估计的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1990年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中国真实生育水平成了一个谜。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文章通过对2000年、2010年普查数据、最新的教育统计数据以及最新的户籍登记数据的评估和比对,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人口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综合多种数据、多种方法的研究结果,结论是200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至少达到了1.6左右的水平。
[期刊] 人口研究  [作者] 张翠玲  姜玉  庄亚儿  姜全保  于典  刘雯莉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得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中国女性的终身不育水平呈现出鲜明的时期、队列、受教育程度、城乡、区域和省际差异。高受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在城市、东北地区、极低生育水平省份的女性,终身不育率更高,49岁女性无活产子女的比例均在6%以上。未来城镇化加速推进、高等教育继续普及、婚育推迟程度持续深化,还将进一步推动终身不育水平上升。在婚外生育较少、多孩占比较低的背景下,终身不育水平的持续上升对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的负向抑制将更加强烈,并将对适度生育水平的实现产生长远且深刻的影响,因此要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并提前谋划应对策略。
[期刊] 中国人口科学  [作者] 马忠东  
文章基于1982~2015年人口普查和1%人口调查数据,计算了所有普查年5年跨县迁移量,从1982年到2010年再到2015年,人口总迁移量从2 863万升到1.46亿,再下降到1.32亿。其中,户籍迁入的永久迁移从2 420万下降到1 976万后,继续下降到1 432万;离开户籍县的临时迁移从443万增长到1.26亿,然后微降至1.18亿;临时性的务工迁移从不足200万增长到7 033万后,再下降至5 707万。文章发现,人口迁移已实现从计划性的永久迁移向市场性的临时迁移的转变,对市场转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人口迁移实现了从个人行为向家庭行为的转变。与2000年相比,2010年劳动力峰值受高校扩招影响,从5.9%上升到9.5%,已婚青壮年的迁移率比10年前大幅提高,并取代未婚青年人群成为迁移的主流。此外,由累积值计算的2010年儿童留守率高达62.8%,中青年妇女净留守率为21.7%,表明市场化后风险的提高迫使家庭居住分离以劳动力迁移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一旦克服风险约束后,回流增加较快。文章建议,政府在政策上营造宽松环境,以保障未来迁移向优质化、家庭化和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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