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1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10年,也是中国人口控制面临巨大的挑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并在总体上取得了重要进展10年。如果说在这10年中,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的进展几乎都可以从有关数据指标时时序变化对比中直接观察到,

对一项人口政策的评估,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它执行的效果作出评价。从当前各国人口政策的执行效果看,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举凡公开推行鼓励增殖的人口政策,莫不效果罕见,充其量防止了人口出生率过快或过份地降低;举凡公开推行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莫不硕果累累,执行得最差的也促使出生率下降,只不过下降的速度慢些而已。

尽管近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人口控制成效的作用日趋明显,但是,在已经过去的30年,人口控制的成效差异,关键还是取决于实施的不同生育政策。以政策的实效差异划分,大体可分为三个10年。20世纪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则是在吸取三个10年宝贵历史经验与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不失时机的科学抉择。鉴于本研究的需要,将某些学者的论述加以引用,希望引起同仁关注。一种学术观点能否站得住,关键在于是否经得起历史与实践的检验。

从文化上解释不同文化社区的生育率差异,作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论框架,学术界的研究迄今仍是初步的,并且有许多认识上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试图就传统生育文化与中国人口控制问题作一较系统的探讨,就正于大家。 一、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什么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运用这

近年我国计划生育部门利用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创建人口控制利益导向机制成功的实践表明，我国人口控制基本国策必须包括两个基本点，即政府对农民生育权益的限制，与政府对农民相关基本权益的保护、补偿，两点必须相结合。在分析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现状后，作者指出．有必要从基本国策高度进一步明确政府承担相关权益补偿、权益保护责任的主攻方向问题。目前主要由计划生育部门向其他部门筹资。今后主攻方向应及时转向由政府出面承担责任。依靠引入普惠性、规范性较强的社会保障手段，进一步深化我国人口控制机制改革。论证了实行这种转变时机已经成熟，提出了用政府承诺与农民自保相结合，养老金保险与实物保险相结合的方式，为农村计划生育户建立有效的社会养老保障；以及应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与计划生育手术保险等政策性建议。

舆论控制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国人口控制中具有导向、评价和监督等作用。现在，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舆论还存在逆向性、软弱性和放纵性现象。文章认为，重视舆论的积极作用，消除舆论的逆向性，加强舆论宣传的科学性，是发挥舆论功能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途径。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野看,我国的长远人口总量应该保持在6亿以下,而中长期总人口目标应设定为"十一五"时期末人口总量控制在13.4亿人以内;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亿人左右;2030年人口总量峰值为14.2亿人左右。在峰值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到21世纪70年代以后使我国人口下降到6亿左右。

中国 ①的计划生育工作起始于 2 0世纪 5 0年代。从 1 95 5年到 1 971年 ,中国推行的是一般性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 ,从 1 971年至今 ,中国推行的是家庭计划生育与国家计划生育相结合的政策。如果不实行任何形式的计划生育政策 ,2 0 0 0年末中国人口将会达到 1 8 5 8亿 ,如果象印度那样只倡导自愿实行家庭计划生育 ,将会达到 1 5 3 2亿。过去 45年中 ,中国一共少生了 5 88亿人 ,其中由于实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了 2 6 2亿人 ,而一般性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了 3 2 6亿人。计划生育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运用通径分析方法探讨制约中国人口的中间变量和自变量,为寻找世界人口最佳控制途径提供定量分析方法和信息。制约人口数量的三个因素是:出生,死亡和迁移,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出生。它是人口再生产中最重要的人口现象。影响人口生育水平的因素是众多的,其中有对生育率起直接作用的生育意愿、生殖能力、计划生育的决策和方法等因素,它们是生育率的中间变量(即直接因素);有对生育率起间接作用的国民经济、文教卫生、社会保障等因素,它们是生育率的自变量(即间接因素)。现分别探讨如下:

世界各国生育率转变既有共同的规律性,又有各自的特殊性。通过国际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生育率转变规律的认识,充分了解社会、经济和文化诸因素及实行计划生育对生育率转变的作用,以利于更

为适应我国由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拓展的新形势,探讨处于新历史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与人口控制在不断更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前景和对策,联合国大学人口培训与研究项目“中国人口发展前景与对策”课题组于1993年2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人口发展前景与对策”科学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对这种变化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刊登了关秀芳的《评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文章首先回顾了国际国内人口学研究的历史及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认为国内形势及国际交往迫切需要人口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的人口研究因此破土而出。

背景 今天,世纪之交的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诸多方面都已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的人口发展也不例外。从历史变革的背景下审视人口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说,对人口问题认识的推陈出新既是变革的反映,也是变革的动力。 正如有识之士所共同关注的,当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有关社会大转型中人口转型问题的讨论正趋热烈。譬如,中国人口已开始转向低、负增长,人口转变增长开始转向人口惯性增长,等等。总之,中国人口发展中互相交织的内生变化和外生变化正在重新塑造中国人口增长新的机制,赋予中国人口发展新的特点。

1st October 2009 i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ver the last 60 years,particular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completed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becoming demographically a developed country.In order to celeb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has invited some distinguished Chinese demographers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the major changes and progress that have been made i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in China over the 60 years.Professor Wu Cangping examines the irreplaceable position of demography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Professor Li Jianmin highlights the unique pattern of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population policy.Professor Wang Guixin looks at changing patterns of migration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Professor Gui Shixun explores China's old-age security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aging in China.Finally Professor Yuan Xin calls for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he unprecedented demographic challenges in China now and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