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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农业经济问题
[作者]
刘守英 熊雪锋
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广袤乡村疆域的治理。在漫长的国家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的秩序既取决于国家攫取的程度和方式,也取决于国家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改变的目的是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关键词：
国家乡村治理 制度 乡村秩序
[期刊] 税务与经济
[作者]
张绍合 胡岳岷 陈雨霏
乡村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国家治理的最小单元。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治理是一个沉寂了几百年的古老名词，进入21世纪开始被各个学科广泛使用，成为学术热词。但是，如何理解它的内涵，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中国乡村数量庞大，地域分布辽阔。乡村治理仍然存在着许多困扰和亟待解决的难题，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仍处于弱势地位，紧张的干群关系导致乡政村治互相扯皮，农地制度安排成为乡村治理的矛盾焦点，不发达的集体经济成为乡村治理的软肋。走向善治的乡村治理需要一个合适的制度安排框架，也就是说，乡村治理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坚持以村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村民自治的主体性作用，坚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坚持发展集体经济。
关键词：
乡村治理 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 制度安排
[期刊]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作者]
朱俊
本文将中国近４０年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变迁过程分为管理体制改革、支付体系形成、技能增值和制度创新四个阶段进行回顾和分析。发现校企合作制度变迁的核心旨在构建一个市场组织，并不断完善内部治理、节约技能形成过程的交易费用，达到完成校企合作收益与效率的统一。深层逻辑在于校企合作组织以产权秩序重构为先导，辅以配套的技能形成一个特定市场半径下完整的成本分担机制。
关键词：
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 产权 治理
[期刊] 开发研究
[作者]
王思明 田雄
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对建国后关中地区两个村庄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作用下,乡村区域治理秩序不同,乡村区域公共产品和参与公益事业的水平也不同,借用象限来表达三者间的动态关系。以此为视角,文章认为在新农村建设时期,由于村庄利益博弈、基层政府理性不作为以及国家刚性制度的缺失,该地区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乡村区域治理秩序。文章最后认为在新农村建设时期要形成良好的乡村区域治理秩序,政府制度供给责任不容推卸。
[期刊] 农业经济问题
[作者]
许源源 左代华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内生秩序先后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行政渗透、人民公社时期的双重挤压、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获新生以及后税费时期的转型生长四个阶段。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社会改造运动以及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利益分化的组织形态、契约主导的市场秩序、组织化的社会关联正在重塑内生秩序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透过"制度—过程—能力"的三维分析框架,可见村庄场域中内生秩序的逻辑演进路线。在权威主体自觉性的制度安排、利益主体策略性的调适行动以及人际能量场赋予的行动能力的运行机制下,制度嵌入与内生秩序达致适配能够降低制度的嵌入成本,避免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内生秩序 演进逻辑 运行机制 制度嵌入
[期刊] 管理世界
[作者]
周其仁
四、交易产生的所有权 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首先是60年代初期那些短期政策和安排的大规模重演。原有体制通过国家主导的政治运动形成和改变所有权的逻辑,终于让位给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在一个可以围绕制度形成和改变作交易的环境里,国家从对农村经济无所不在的控制状态大踏步后退,以此交换稳定的税收,低成本的控制系统和农民的政治支持;农民则以保证对国家的上缴和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
[期刊] 管理世界
[作者]
周其仁
中国的改革正在广泛地改变资源利用的产权形式和效率。这场变革的背景,是原有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控制模式的失效和日益松弛。本文讨论这场大变革的发源——农村改革的经验。 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一方面是国家集中控制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和农民个人所有权的成长和发展。经过10年分权化的渐进改革,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农村改革经验的回顾,把国家引入农民所有制建立、执行和改变的说明。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国家通常不可能自动提供这种保护,除非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以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新产权制度的形成...
[期刊] 图书馆
[作者]
赵军义
"文化治理"一词作为"舶来品"已在中文术语中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对于治理理论的极度推崇,却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治理本身的"失灵问题"。中国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实践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强政治面向、市场经济时期的强经济面向后,目前正处于文化强国建设时期兼顾"政治—经济—文化"三重面向的新阶段,更加注重发挥乡村公共文化的复合治理功能,并且以实现乡风文明为价值取向。这不仅要求政府要有明确的职责定位,而且应当具备平衡社会利益博弈的能力,维持好三种治理面向的"开合",避免社会阶层利益冲突对治理造成损害,建构完善的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体制与规则。
[期刊] 当代财经
[作者]
廖义刚
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活动和公共秩序处于士绅阶层管理之下,受益于儒家传统和差序格局,乡村社会公共秩序得以维持。随着国家政权逐渐深入乡村,传统乡村公共秩序不断瓦解。现代乡村自治组织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其职能与范围已完全不同于传统乡村自治组织,而国家政权对这种日益增长的权力却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政治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理应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以巴泽尔的"交易-履约模型"为分析框架,首先探讨了国家对乡村自治组织强化监督制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阐述如何发挥政府审计职能以有效制约乡村自治组织对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滥用,从...
关键词：
乡村社会 公共秩序 交易履约 政府审计
[期刊] 世界农业
[作者]
耿鹏鹏 罗必良
乡村善治是建设和美乡村的重要基础。乡土中国历来是一个非制度化极具张力的社会，在“差序格局”的传统秩序内，“三缘”内生出以关系交易、集体行动、人情文化为特征的有序社会规范，从本质上表达为由权利不充分而构筑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生存机制。本文以土地赋权、机会开放和保障强化为分析视角，揭示中国乡村治理秩序撕裂与重构的发生机理与现代化方向。本文阐明，随着地权制度改革逐步对农民“赋权强能”以拓展享益空间，经济形态转变与开放赋予农民流动择业与融入现代市场的选择机会，国家多层次社保机制强化农民的发展权利，均在冲击农村传统关系型治理秩序的构筑基础，并以契约化、正式化的现代方式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本文强调，面临农村社会经济交易与社会交往秩序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型，应准确把握乡村现代治理方向，强调三治融合，形成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协调互促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谐美丽新农村。
[期刊] 管理世界
[作者]
吕冰洋
现代财政制度的理论基础不仅在于提供公共产品,还在于建设合理的公共秩序,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筹。与公共产品强调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不同,公共秩序强调历史性和社会性特征。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财政制度,对多元社会整合、建设良好公共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现代财政制度的职能为保护性职能、生产性职能和分配性职能,财政政策既包括经济政策也包括秩序政策。中国财政制度沿着"建设财政—公共财政—现代财政"的演变逻辑,呈现"嵌入企业—嵌入经济—嵌入社会"的递进演变。中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中,预算制度建设要民主法治、透明高效;财政收入制度要法定统一、嵌入社会;财政支出制度要社会参与、保护社会;政府间财政关系要寓活力于秩序。
[期刊]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作者]
周作宇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治理问题是世界普遍关注的课题。"洪堡迷思"警醒我们要反思在大学治理和大学制度建设中的深度假设。在对普遍性寻求的过程中,要正视地方性的文化特质。在分析不同学科对制度的界定的基础上,本文对制度进行了综合性、形式化定义,揭示了制度的多重面相和生成机理。制度是秩序的映射。秩序原理是制度设计和生成的理论基础。治理行动的效力取决于制度执行。善治需要法治保障,更需要德治基础。
[期刊] 现代城市研究
[作者]
葛燕林
突发事件的发生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及乡村秩序构建提出了巨大挑战。制度嵌入、内生秩序、舆论监督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乡村社会过度人情化、科层制的仪式主义、治理手段的单一化成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壁垒。可以通过加强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重塑乡村内生性规则、提高基层风险治理水平来维护乡村秩序。
关键词：
突发事件 乡村治理 运作机制 秩序构建
[期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卢云峰 吴越
本文试图探讨乡村治理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变迁，这套逻辑包含了属阴的宗教信仰和属阳的儒家伦理规范两个面向。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存在一阴一阳两个操作系统，阳面是儒家伦理，阴面则是神道设教；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内在一致性构建了一种阴阳和合的治理秩序，并促成了贯穿国家与乡村的教化之治。而在现代中国，现代化使得神道设教基本崩解，乡村治理体系从阴阳和合到阴阳二分，这也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之一。为此，国家尝试以产业化、非遗化和场所合法化等制度性方式重新吸纳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也有效地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文化资源，其关键在于这种复兴所激发的地方自主性正是乡村共同体形成内生秩序的基础。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应当继续赋予民间信仰等乡土文化发展的空间，从而发挥其低成本治理优势。
[期刊]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
王猛 李世祥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是理解民族乡村治理的核心维度。民族乡村的秩序均衡是乡村内生的自发秩序与国家正式的建构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作用强度的差异,而在民族乡村呈现出不同的主导秩序。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引发乡村自发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双重失灵,造成了民族乡村的秩序危机。重构现代民族乡村秩序,其关键是实现乡村自发秩序、国家建构秩序与市场扩展秩序的融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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