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和投资呈现跨越式增长。中国已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国。巴西，作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第一大经济体，是中国在该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４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达到８６５．８亿美元，占中拉贸易总额的３３％。２０１４年年底，中国在巴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到２８．３３亿美元，除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两个离岸

中国与巴西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早在1993年,两国就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6月,中巴关系已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了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全球性和战略性。而在两国的经贸往来当中,农业合作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不仅表现在双方农业贸易额的逐年增加以及相互之间的农业投资的增多,还体现在两国日益频繁的农业科技交流以及农业合作

巴西将成为全球新的石油出口大国和领先的能源生产国,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双边在石油能源贸易领域合作具有战略性和互补性。中巴石油能源贸易投资合作以金融信贷为引擎、彰显"贷款换石油"模式特色,实现合作共赢。但在合作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资源民族主义因素困扰、税负过重、主权债务违约、政局不稳等新的挑战,中国应在倡导"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海外风险勘探税收政策支持体系等方面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促进中巴双边石油能源贸易投资合作持续稳定推进。

近年来,中国对巴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双边经济合作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对巴西投资在投资结构、动因、行业和地域分布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些积极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巴西仍然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诸多挑战。本文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对巴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趋势特点和中国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的发展状况及面临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肖钢本文着重介绍步入９０年代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发展与改革，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改革、发展的现状与评价和八十年代相比较，步入九十年代后，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变化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

金融服务＂三农＂是世界性难题。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同样重视农村金融的发展，两国在几十年的不断摸索和创新中，逐步发展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体系，成功地扶持了一批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巴西对外援助以"技术援助"为主,是巴西"南南合作"、"团结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自前总统卢拉执政以来,巴西对外技术援助取得了显著成效:援助规模持续扩大;援助资源主要分布在非洲、中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援助领域集中于农业、卫生和教育部门;援助方式主要采取有别于多数新兴援助国的三边合作方式。巴西发展援助署(ABC)是巴西技术援助项目的协调与监督的主管机构。为与当前巴西对外援助的发展趋势相适应,巴西对外援助在制度保障、组织机构、实际操作以及人力资本四个层面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巴西政府一方面应加紧国内对外援助机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应从他国汲取相关经验教训以尽早完成制度升级。

从国际上看,数字技术优化了金融的触达方式、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服务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但也给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文章从数字技术端、服务提供方及合作方、消费者及投资者三个方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本身存在的各类风险,同时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给监管带来的挑战,例如混业跨界模糊了监管界限、耦合性加强带来了监管成本提升、数字化提高了反洗钱难度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国际监管准则、加强跨境监管协作与互委、建立松紧适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国内监管体系、提高各方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识及接受度、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建立健全多维度数据共享机制等对策建议。

中巴两国于2013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是中巴两国建交50周年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以来，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货物贸易总量持续上升，但两国贸易仍面临制成品贸易摩擦、服务贸易及投资发展短板、大国博弈以及逆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不协调等挑战。基于此，两国应通过推动争端解决多元化、拓展新兴领域中巴经贸合作、深化服务贸易及投资合作，以及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等举措，促进中巴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

东北亚地区各国间近年来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交往十分频繁,各国间的贸易规模呈现逆势增长的态势,为了促进东北亚各国间贸易的持续繁荣发展,本文试从贸易便利化的角度来分析目前东北亚地区贸易便利化的现状,面临的挑战,提出促进东北亚地区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对策。

本文通过归纳南海各渔业区的渔业资源特点及国内渔业管理现状，总结了当前南海渔业资源及其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南海为我国渔业资源最富饶的海域之一，然而南海北部渔业区重要经济种类正面临资源开发过度的严峻形势。南海外海开发潜力巨大，但迫切需要及时丰富和优化渔业资源调查评估和手段。有关南海目前的渔业管理现状，休渔制度的实行使得开捕后的多种主要经济物种资源有所恢复，但效果有限，仍需未来更多的研究和调查数据来论证休渔制度的效果。人类活动、气候变暖及海洋酸化、资源评估手段较为单一和落后等问题，为南海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养护带来巨大挑战。制定合理的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开展持续的资源调查以及引入合适的资源评估手段，对实现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以来,金融专利在国内业界受到广泛关注,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专利制度的了解。美国金融专利出现快速增长的背景是知识经济的崛起、专利制度的调整、金融科学的工程化以及美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意识。这给我国带来了一些启示:我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金融专利的重要性,适时对专利制度进行调整,做好人力资源开发;同时,金融机构要规划好自身的金融专利战略。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从金融稳定的视角看,互联网金融虚拟化的特点决定了互联网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风险不仅具有传统金融风险的特征,还有其特殊性早在上世纪末,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曾预言:传统商业银行将成为21世纪的"恐龙"。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的使用,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资金期限匹配和风险分担的成

反思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时首先要求对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依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一套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文章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村货币化程度加深;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不佳;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金融中介功能弱化,并且正规金融体系在中介功能上正逐渐被非正规金融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