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1997～2017年和2013～2017年两个时间段总体、省际经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以及运用单阈值门限面板回归模型、三阈值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分析金融超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研究得出,1997～2017年中国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增长;2013～2017年中国"金融超发展"显著地抑制了实体经济增长;金融膨胀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阈值效应,当金融发展未造成物价水平CPI高于阈值时,会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当金融超发展造成物价水平CPI高于阈值时,会抑制实体经济增长;三阈值模型中的中间阈值点是宏观政策转换最佳时点。因此,可以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求解阈值点办法来考察中国"金融超发展"现象,中国应逐步降低金融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让金融部门和金融资产更高质量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

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把经济增长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在考虑能源消费习惯效应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考察金融发展对人均能源消费的动态经济增长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能显著抑制人均能源消费,但当经济增长水平高于门槛值时,金融发展对人均能源消费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金融发展对人均能源消费的抑制作用呈现衰弱趋势,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人均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较中西部地区更弱。在低经济增长水平门槛区间内,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渠道能显著促进人均能源消费,但技术创新渠道并不顺畅;但当经济增长水平跨过门槛值时,金融发展却能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和技术创新渠道显著抑制人均能源消费。

文章基于我国1996—2015年的经验数据构建金融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测度,然后运用VAR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效应,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引致性需求,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却没有支持作用。然后运用ARDL模型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市场结构之间的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效率低下、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产生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抵消了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加速金融市场化进程,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发展环境来降低金融抑制,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创新,满足经济增长带来的金融服务需求。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１９９６—２０１２年中国３１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Ｈａｎｓｅｎ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１．６３５ ２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文章依据我国31个省市的非平衡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协整模型,利用Pedroni(1999,2000)提出的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对金融发展对我国总体以及31个省市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为考察金砖国家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从金融深度、金融准入与金融效率三个维度构建金砖国家金融综合发展指数,将其引入传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双变量研究框架中,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方法对三者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砖国家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交互效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呈非对称动态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且二者是金砖国家碳排放急剧增长的重要原因。碳排放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仅存在短期影响,单纯依靠能源消费或高排放难以支撑金砖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此外,碳减排措施亦会影响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应采用渐进的碳减排措施缓解其对金砖国家金融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可能性冲击。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explai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which are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ory financial restrain.No matter what for the economic analysis or for the financial policy,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e importance of each financial variables and its effect to the economic growth efficiency.In order to avoid the failure caused by the variables high relation,we first distinguish the two theories using the nonested test technology.Then based on this,we analyze the effects how the financial variables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iciency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Form this,we get the effective variables to describe the economic growth efficiency and the financial deepenth under all kinds of models.

本文利用1998~2015年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和实体部门经济之间的增长差异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纳入到计量模型中,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发展和实体部门经济之间的增长差异。当金融发展增速超过实体部门经济增速24. 34%时,金融发展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当增速差异不高于24. 34%时,金融发展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存在着经济货币化比率异常等一些令人困惑之处,因此需要对此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文章采用戈氏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并通过剔除虚假成分得到我国金融发展的真实水平,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经验研究。同时,将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间的"供给主导"、"需求遵从"理论假说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假说:虽然金融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的内在质却只能由经济增长所引致;最后是简短结论与政策建议。

发育良好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储蓄的增加、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有关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经验进行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 ,建立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 ,并运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是 :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 ;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 ,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

本文通过设计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等变量,运用中国1981—2002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在1981—1991年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而当金融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因果效果才明显地体现出来,即在1992～2002年期间,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从不同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考察发现,在1992～2002年间,银行结构变迁与银行效率提升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银行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却是非银行结构变迁与非银行效率提升的直接原因,正是我...

本文运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层次递进的分析。

本文针对中国 1 978— 2 0 0 0年期间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证明了两者的因果关系。其中 ,金融中介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主要通过金融中介部门效率 ,提高以及金融中介部门对非金融中介部门外部效应两条途径实现 ;同时 ,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发展也有反向带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实际部门对金融中介部门的外部效应大于金融中介部门对实际部门的外部效应 ,这说明我国金融中个发展基本处于是“需求带动型”附段。

通过将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投入引入新古典生产函数,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均衡时的资本存量,进而增加了均衡状态的人均产出的结论。根据中国1995~2006年季度数据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指标的选取,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得出在我国二者之间的实践关系与理论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结论。最后针对实证结论探究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