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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郭娟娟  杨俊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金融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为此,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企业OFDI扩展边际中更为明显;在剔除金融危机、避税国家、金融行业的干扰以及替换解释变量指标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助于加强其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不同投资模式下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在前三大行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能源行业OFDI二元边际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理解企业OFDI的结构性特征(二元边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期刊] 南方经济  [作者] 王忠诚  薛新红  张建民  
[期刊] 南开经济研究  [作者] 万璐  李娟  
本文在异质企业模型框架下,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二元视角,讨论金融发展(宏、微观)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作用。文章基于Chaney(2005;2008)的理论框架,运用2000—2006中国企业层面按"企业—产品—目的国"加总的HS8位码出口数据,对中国出口增长进行了二元边际度量,通过固定效应、t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在企业层面检验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受到金融发展的显著影响,其中,宏观金融发展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方向一致,微观金融发展(即融资约束)对两个边际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此外,生产率对于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协天紫光  樊秀峰  黄光灿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周晶晶  赵增耀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含义、表现及测度,在此基础上对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建模分析,并采用2002—2016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多元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用,这种抑制效用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跨国投资的不可逆程度、投资机会以及股权性质均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期刊]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薛新红  王忠诚  
基于2008~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具有融资效应,会促进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但是在发达国家金融发展的融资效应并不显著。(2)在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进而对跨国并购产生积极作用;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高于中国时,当地经济发展会抑制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3)发达国家较大的市场规模和丰富的资源可以增强金融发展对跨国并购的正向影响。
[期刊] 世界经济文汇  [作者] 张杰  郑文平  束兰根  
本文以企业现金流和流动性指标作为测度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作用。本文得到的结论是:多种计量方法的结果均显示,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产生了制约作用;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却没有产生制约作用,相反产生的是促进作用。然而,我们在样本中剔除了多为加工贸易类型的纯出口企业后,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仍然产生的是制约作用,这个结果是以往研究并未发现的。这就说明,加工贸易类型的纯出口企业对中国企业融资约束和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造成了复杂影响。进一步发现,国有及集体企业中,融资约束并没有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制约作用;民营企业中,融资约束...
[期刊]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作者] 韩剑  陈艳  
融资约束是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金融发展影响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的出口决策和行为产生作用。本文基于中国2000—2007年近50万家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通过引入外生的地区金融发展变量与企业自身特征变量的交互项,研究了地区金融发展对不同特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差异性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更容易推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实现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所有制信贷歧视对企业出口影响显著,国有企业是金融发展作用于出口的优先受益者;只有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才有可能享受到金融发展的好处,从而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期刊] 商业研究  [作者] 涂远芬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OECD编制的TFIs指数,从出口企业-目的地层面分析了出口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显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额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企业的出口增长是通过缩小出口产品种类数(扩展边际)、扩大产品平均出口额(集约边际)实现的。拓展分析表明:随着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小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会更多地缩小出口产品种类;低收入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消极影响更大。据此,企业应专业化、规模化地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断提升自身生产率,积极应对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期刊] 世界经济  [作者] 张杰  郑文平  
本文研究了中国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是:第一,政府补贴并未与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有显著作用,说明政府干预未对企业低端出口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第二,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政府补贴规模较小时,可对企业高端出口能力形成促进效应,而政府补贴规模过大,则会对企业高端出口能力带来抑制效应;第三,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不同贸易方式企业中存在明显差异。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黄远浙  李鑫洋  王成岐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但对出口路径的研究并不多见。文章以二元边际分析为框架,基于"企业—产品—目的地"的视角,利用2000-2006年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外资对出口的影响较弱。进一步区分出口的宽度和深度后,表明出口集约边际受FDI的影响不明显,有利于企业通过扩展边际实现出口的扩张。将出口扩展边际细化后,显示外资对新产品出口至老市场以及老产品出口至新市场的影响尤为显著。另外,外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受制于行业技术机会的影响,对新产品出口的作用主要在"低技术机会行业"。最后,文章提出了如何利用外资促进中国出口的政策建议。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黄远浙  李鑫洋  王成岐  
[期刊] 投资研究  [作者] 张元钊  
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Th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CGIT)数据,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人类发展水平、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正的显著影响,政治风险指数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负的显著影响,表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虽然是风险偏好型,但多会选择人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分样本来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人类发展水平影响更大,而工程项目投资则更多的是受政治风险影响,这一发现对中国
[期刊] 投资研究  [作者] 张元钊  
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Th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CGIT)数据,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人类发展水平、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正的显著影响,政治风险指数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负的显著影响,表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虽然是风险偏好型,但多会选择人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分样本来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人类发展水平影响更大,而工程项目投资则更多的是受政治风险影响,这一发现对中国企业的"二元性"投资行为有较强的解释作用。同时,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自由度等均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期刊] 宏观经济研究  [作者] 瞿霞  李然  李文兴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急、过快,带来了巨大的海外投资风险。其中对外投资企业对东道国法律制度的忽视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对37个国家的113项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东道国法律制度对中国企业投资进入东道国成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准入阶段,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投资的成功率与该国法律制度健全程度呈负相关,与该国开放程度呈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若单纯考虑企业所有权性质,国有企业受到东道国法律制度限制程度高于民营企业。但如果结合国际投资经验等其他因素,两者没有明显差异。从投资行业及领域差异来看,中国企业对东道国敏感行业或关键领域的投资受到东道国法律制度的限制严于普通行业或领域。此外,一旦投资落地进入长期经营阶段,健全、稳定的东道国制度能够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好的保障。因此,东道国法律制度越健全,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收购的金额更高。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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