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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郭娟娟 杨俊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金融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为此,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企业OFDI扩展边际中更为明显;在剔除金融危机、避税国家、金融行业的干扰以及替换解释变量指标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助于加强其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不同投资模式下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在前三大行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能源行业OFDI二元边际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理解企业OFDI的结构性特征(二元边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协天紫光 樊秀峰 黄光灿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期刊]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朱荃 张天华
使用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具有生产率异质性的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在具有不同市场条件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中国企业更有可能在一些市场条件较差的国家进行投资。其内在逻辑是:市场规模较小、进入成本更高、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对中国企业而言有着更高的临界生产率,由此吸引更多生产率较高的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在使用多种方法处理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之间可能的逆向因果关系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期刊]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朱荃 张天华
使用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具有生产率异质性的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在具有不同市场条件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中国企业更有可能在一些市场条件较差的国家进行投资。其内在逻辑是:市场规模较小、进入成本更高、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对中国企业而言有着更高的临界生产率,由此吸引更多生产率较高的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在使用多种方法处理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之间可能的逆向因果关系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余官胜
东道国风险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基于此,本文研究东道国经济风险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约和扩张二元增长的区位选择。在比较主要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界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开拓横向动机和生产转移纵向动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扩大的集约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宏观稳定风险较低的东道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较低的东道国;在新设项目的扩张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和宏观稳定风险均较高的东道国,而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受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说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集约增长维度属于风险规避类型,但在扩张增长维度属于风险偏好类型。
[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余官胜
东道国风险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基于此,本文研究东道国经济风险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约和扩张二元增长的区位选择。在比较主要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界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开拓横向动机和生产转移纵向动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扩大的集约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宏观稳定风险较低的东道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较低的东道国;在新设项目的扩张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余官胜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
[期刊]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丛静 张宏
作为政府主导的跨国经营活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于传统投资动机理论的独特属性。利用2003~2011年45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按其经济发展水平分为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东道国国家特征对中国OFDI动机的影响和动机转变的现实性。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开放程度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水平则体现为比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国企业OFDI的动机构成中,市场获取动机最为重要,资源获取动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而技术获取动机的地位有待提高。
关键词：
投资动机 技术获取 固定效应
[期刊] 投资研究
[作者]
徐清
＂新新贸易理论＂认为生产率是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其忽略了融资约束对企业行为的抑制作用，实际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将省份宏观数据与大样本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对金融发展、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证实：（１）生产率提升，是推动企业对外直接的重要因素；（２）金融规模大、金融结构合理的地区，企业更有可能采取对外投资行为；（３）随着金融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提升，一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退出国际投资市场，这使得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水平降低。
关键词：
金融发展 生产率 对外直接投资
[期刊]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孙黎 常添惠
本文基于BVD(Zephyr)与CGIT数据库，利用2009—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增长；数字经济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跨国并购这一投资模式，且对非国有制企业的作用更为明显；东道国制度质量、文化距离与企业互联网化均对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的结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性特征的关系，也为中国未来加强数字经济建设与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期刊] 南开经济研究
[作者]
万璐 李娟
本文在异质企业模型框架下,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二元视角,讨论金融发展(宏、微观)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作用。文章基于Chaney(2005;2008)的理论框架,运用2000—2006中国企业层面按"企业—产品—目的国"加总的HS8位码出口数据,对中国出口增长进行了二元边际度量,通过固定效应、t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在企业层面检验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受到金融发展的显著影响,其中,宏观金融发展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方向一致,微观金融发展(即融资约束)对两个边际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此外,生产率对于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
贸易二元边际 多产品企业 金融发展
[期刊] 产经评论
[作者]
杨亚平 李腾腾
高度关注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选址的共识。进一步的研究需考虑营商环境的子类因素、非对称制度距离及企业投资动机差异等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OFDI)投资选址的影响。利用2003-2015年中国OFDI企业对世界上176个经济体的投资项目数据,在控制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前提下,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OFDI企业倾向于在整体营商环境更好的国家投资选址,特别是针对弱势制度国家的投资对营商环境便利度更加敏感;我国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企业选址表现出对营商环境便利度不同子类指标的"异质性偏好":资源开发型OFDI偏好办理施工许可证和保护投资者的便利度;商贸服务型OFDI偏好执行合同的便利度;当地生产型OFDI偏好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的便利度;技术研发型OFDI偏好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因此,完善我国"走出去"公共服务,开展国别营商环境评估工作,并针对不同投资动机OFDI推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有序成长。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杨连星 张方 张皞
文章针对以往研究中忽视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特征,利用上市企业关联交易数据库和企业年报获取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间存在的复杂影响。多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二元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并且这种约束效应与融资约束强度存在正向关联,对于集约边际的负向影响均高于扩展边际;第二,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二元边际影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尤为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不存在负向影响,即金融压制体制以及银行信贷"所有制歧视"可能极大地阻碍了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第三,在不同对外投资类型中,生产型、研发型和资源型对外投资所产生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融资约束对其ODI二元边际均呈现一定的抑制效应,尤其对于生产绿地型投资的约束效应最强。因此,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消除银行贷款活动的"所有制"歧视,积极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快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具有积极意义。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周晶晶 赵增耀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含义、表现及测度,在此基础上对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建模分析,并采用2002—2016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多元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用,这种抑制效用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跨国投资的不可逆程度、投资机会以及股权性质均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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