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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黄友星  张珊珊  赵艳平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期刊] 当代财经  [作者] 祁春凌  邹超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
[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陈松  刘海云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期刊] 财政研究  [作者] 庄序莹  唐煌  林海波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
[期刊] 经济问题探索  [作者] 刘敏  刘金山  李雨培  
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但许多研究尚不全面和深入。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4年中国对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流量数据,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投资引力模型,把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相结合,共同研究东道国制度和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以及不同投资动机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政治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选择和规模影响不显著;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东道国文化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2)三种制度距离绝对值对中国OFDI投资规模影响显著为正,中国OFDI呈现出...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田晖  宋清  黄静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法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52个东道国制度质量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制度质量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消极影响,经济制度质量则具有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制度质量和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表现为干扰和增强两类作用。
[期刊] 经济经纬  [作者] 刘晓宁  
运用2001—2009年1569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样本数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实证考察。研究表明: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等变量均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和制度环境变量对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东道国税率水平、劳动力成本、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变量与企业选择该东道国投资的概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企业性质来看,私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反应更加敏感;从洲际比较来看,相对于在亚洲地
[期刊]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张俊彦  贾玉成  张诚  
在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东道国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就近集中权衡理论的HMY模型,使用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检验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增强该国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并以本地成本和额外成本路径为中介机制,其中,前者表现为数字经济对东道国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后者表现为对文化制度开放程度的提高。宏观层面,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更强;企业层面,数字经济对低生产率和低数字化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拉低跨国投资门槛,同时对首次进入东道国的企业更具有吸引力,表明数字经济帮助中国企业克服缺乏东道国投资经验而导致的外来者劣势。因此,要鼓励企业开展针对数字经济要素的跨国投资,特别是给予生产率较低的跨国企业更多的数字领域的帮扶,推动其“走出去”。
[期刊] 经济学(季刊)  [作者] 蔡伟毅  孙传旺  陈珉昊  
本文探究了东道国恐怖活动对中国OFDI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发现,第一,东道国恐怖活动对中国在该国的OFDI有“挤出效应”,但是对中国在该国周边国家的OFDI却有“挤入效应”。第二,恐怖活动仅能使低转移成本的OFDI发生区位偏好转移,并不会影响高转移成本的OFDI,即中国OFDI区位转移存在“选择偏好”。第三,大规模的严重恐怖活动使中国OFDI的区位偏好发生转移,但是小范围的恐怖活动则影响有限。第四,恐怖活动不仅使中国OFDI向地理距离较近的地区转移,也使其向制度距离较近的地区转移,即中国OFDI区位转移存在“流向偏好”。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OFDI的战略布局提供了现实参考。
[期刊] 经济纵横  [作者] 王雪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邱立成  刘奎宁  王自锋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李猛  于津平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池建宇  方英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孙国辉  刘培  杨一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国家形象受到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利用2006—2014年BBC GlobalScan国家形象调查数据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匹配,基于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从国家形象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市场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东道国积极的国家形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能够增强积极国家形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东道国消极的国家形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自然资源和腐败控制会降低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自身的国家形象也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尤其是我国积极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期刊] 商业时代  [作者] 赵瑜嘉  马妍  贺灿飞  
基于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本文探究了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市场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占主导作用。资源因素也会对其区位选择产生一定影响,劳动力资源禀赋越高,东道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大。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能源资源禀赋都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第三国效应"并不存在,相反,邻国与东道国市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不同区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追求市场与资源;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追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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