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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陈松 刘海云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治理水平
[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王建 张宏
本文采用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上升期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中国OFDI流量和东道国政府治理等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反映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的六个指标中,"政府施政有效性"与中国OFDI流量显著正相关,"贪腐控制"与中国OFDI流量显著负相关,而"公民参政与政治人权"、"政治稳定程度"、"市场经济限制程度"、"司法有效性"等指标与中国OFDI流量关系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出中国OFDI在快速上升的过程中,隐含着一定的制度风险。
关键词：
政府治理 OFDI 面板模型
[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余官胜
东道国风险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基于此,本文研究东道国经济风险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约和扩张二元增长的区位选择。在比较主要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界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开拓横向动机和生产转移纵向动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扩大的集约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宏观稳定风险较低的东道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较低的东道国;在新设项目的扩张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和宏观稳定风险均较高的东道国,而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受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说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集约增长维度属于风险规避类型,但在扩张增长维度属于风险偏好类型。
[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余官胜
东道国风险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基于此,本文研究东道国经济风险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约和扩张二元增长的区位选择。在比较主要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界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开拓横向动机和生产转移纵向动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扩大的集约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宏观稳定风险较低的东道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较低的东道国;在新设项目的扩张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胡兵 邓富华 张明
为了考察东道国腐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采用2003-2011年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一些腐败水平较低的国家,腐败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明显的"摩擦效应",而在一些腐败水平较高的国家,腐败会作为一种次优选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程度的"润滑效应"。在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控制腐败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表明东道国腐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一定制度环境中腐败的"摩擦效应"和"润滑效应"这两种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李猛 于津平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期刊] 投资研究
[作者]
霍忻 倪超 吕志悦 王新城 孙芳芳
一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外部获取母国发展资源的重要路径，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趋势下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东道国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目的地”，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众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因素中，东道国政治状况、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开放程度等特征因素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且所产生的影响程度日益深刻。优质的东道国特征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引擎”，相反，恶劣的东道国环境将进一步弱化源自海外的直接投资动力。为此，本研究以东道国发展特征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1年我国及70个国家跨国面板数据，构建东道国发展特征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GMM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东道国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经济总量规模、对外开放度、技术水平和两国贸易关联度均是显著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东道国制度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黄友星 张珊珊 赵艳平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关键词：
疫情 东道国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期刊] 当代财经
[作者]
郑展鹏
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收敛假说的思想及方法,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收敛性。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及各俱乐部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了"总体收敛、局部分异"的动态演变规律。从σ收敛来看,全国层面及中部地区出现了σ收敛,东部地区σ收敛的态势不明显,西部地区则趋向发散。从β绝对收敛来看,全国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表现出绝对收敛的态势,西部地区则没有表现出绝对收敛。总体来看,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对全国及三大地区的β条件收敛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区域差异 收敛性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郝正亚 付桂彦
本文选取2005-2012年河北省对26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投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河北省OFDI区位选择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河北省OFDI总体呈现垂直型特点,具有成本驱动、资源攫取和技术创新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河北省OFDI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双边贸易距离对河北省OFDI具有阻力作用,另外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河北省OFDI具有负面影响;河北省进入发展中国家的OFDI,以成本驱动和资源攫取为主要动机,进入发达国家的OFDI,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动机。
[期刊] 南方经济
[作者]
张中元
本文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考查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以及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促进中国OFDI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但双边投资协议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中国OFDI流向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OFDI流向中、小规模O...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张海波
本文综合测度了世界71个国家1995-2011年的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在理论模型推导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system GMM方法实证分析ODI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DI能够提升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但进一步分析发现ODI仅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发展中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抑制效应。此外,教育水平、FDI、对外开放度、要素禀赋均能显著影响一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但作用效果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差异性。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谢孟军 郭艳茹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72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投资国和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法治完善度与产权保护度等方面研究了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发展阶段,资本的跨国流动存在较大盲目性。
关键词：
法律制度 对外直接投资 引力模型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陈俊聪
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借鉴Ｍｉｓｈｒａ等（２０１１）所构造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全球１１２个经济体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并运用两步ＧＭＭ系统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国际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将拓展本国服务业生产技术边界，有助于提升母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发达国家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技术创新能力、产权保护制度、服务贸易开放度等都是影响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本．．．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服务贸易 出口技术复杂度
[期刊]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张俊彦 贾玉成 张诚
在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东道国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就近集中权衡理论的HMY模型,使用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检验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增强该国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并以本地成本和额外成本路径为中介机制,其中,前者表现为数字经济对东道国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后者表现为对文化制度开放程度的提高。宏观层面,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更强；企业层面,数字经济对低生产率和低数字化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拉低跨国投资门槛,同时对首次进入东道国的企业更具有吸引力,表明数字经济帮助中国企业克服缺乏东道国投资经验而导致的外来者劣势。因此,要鼓励企业开展针对数字经济要素的跨国投资,特别是给予生产率较低的跨国企业更多的数字领域的帮扶,推动其“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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