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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张俊彦  贾玉成  张诚  
在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东道国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就近集中权衡理论的HMY模型,使用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检验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增强该国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并以本地成本和额外成本路径为中介机制,其中,前者表现为数字经济对东道国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后者表现为对文化制度开放程度的提高。宏观层面,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更强;企业层面,数字经济对低生产率和低数字化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拉低跨国投资门槛,同时对首次进入东道国的企业更具有吸引力,表明数字经济帮助中国企业克服缺乏东道国投资经验而导致的外来者劣势。因此,要鼓励企业开展针对数字经济要素的跨国投资,特别是给予生产率较低的跨国企业更多的数字领域的帮扶,推动其“走出去”。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吕萍  原大勇  陈煦畅  
在中国对外投资迅猛发展和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东道国工会组织作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却被忽略。文章基于2005~2013年392家中国上市公司的733笔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东道国工会密度和集体谈判覆盖面两个角度分别考察了东道国工会组织对中国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工会组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东道国工会密度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总体呈"倒U型",但对国有和非国有公司的影响分别呈负相关和"倒U型"。集体谈判覆盖面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对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陈松  刘海云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黄友星  张珊珊  赵艳平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期刊] 当代财经  [作者] 祁春凌  邹超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李猛  于津平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余官胜  
东道国风险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基于此,本文研究东道国经济风险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约和扩张二元增长的区位选择。在比较主要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界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开拓横向动机和生产转移纵向动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扩大的集约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宏观稳定风险较低的东道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较低的东道国;在新设项目的扩张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和宏观稳定风险均较高的东道国,而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受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说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集约增长维度属于风险规避类型,但在扩张增长维度属于风险偏好类型。
[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余官胜  
东道国风险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基于此,本文研究东道国经济风险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约和扩张二元增长的区位选择。在比较主要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界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开拓横向动机和生产转移纵向动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扩大的集约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宏观稳定风险较低的东道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较低的东道国;在新设项目的扩张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
[期刊] 财政研究  [作者] 庄序莹  唐煌  林海波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
[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王建  张宏  
本文采用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上升期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中国OFDI流量和东道国政府治理等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反映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的六个指标中,"政府施政有效性"与中国OFDI流量显著正相关,"贪腐控制"与中国OFDI流量显著负相关,而"公民参政与政治人权"、"政治稳定程度"、"市场经济限制程度"、"司法有效性"等指标与中国OFDI流量关系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出中国OFDI在快速上升的过程中,隐含着一定的制度风险。
[期刊] 当代财经  [作者] 张明哲  
基于构建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考察“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对其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已成为重要的东道国区位因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整体上更倾向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东道国。在区域异质性上,东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向影响,即促进了中国对该区域的直接投资;中亚和蒙俄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南亚、中东欧地区产生抑制作用。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东道国制度质量和提升东道国人力资本等路径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期刊] 经济问题探索  [作者] 刘敏  刘金山  李雨培  
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但许多研究尚不全面和深入。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4年中国对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流量数据,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投资引力模型,把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相结合,共同研究东道国制度和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以及不同投资动机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政治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选择和规模影响不显著;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东道国文化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2)三种制度距离绝对值对中国OFDI投资规模影响显著为正,中国OFDI呈现出...
[期刊]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孙黎  常添惠  
本文基于BVD(Zephyr)与CGIT数据库,利用2009—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增长;数字经济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跨国并购这一投资模式,且对非国有制企业的作用更为明显;东道国制度质量、文化距离与企业互联网化均对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的结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性特征的关系,也为中国未来加强数字经济建设与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田晖  宋清  黄静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法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52个东道国制度质量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制度质量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消极影响,经济制度质量则具有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制度质量和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表现为干扰和增强两类作用。
[期刊] 经济经纬  [作者] 刘晓宁  
运用2001—2009年1569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样本数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实证考察。研究表明: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等变量均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和制度环境变量对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东道国税率水平、劳动力成本、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变量与企业选择该东道国投资的概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企业性质来看,私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反应更加敏感;从洲际比较来看,相对于在亚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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