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2003-2012年1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和政府治理水平均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将经济自由度、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以最大程度地获取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在多领域多层面上，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提升是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现有文献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制造业GTFP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认为：企业OFDI可以通过利用东道国的创新资源形成逆向技术溢出来促进自身的GTFP提升，并进一步通过本地技术溢出效应以及经济关联带动其他企业的GTFP提升，最终产生地区制造业GTFP增进效应，该效应受到东道国要素禀赋、母国技术吸收能力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和技术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对具有技术优势的技术型东道国比对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资源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具有市场优势的市场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GTFP的正向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GTFP的正向影响显著，而传统行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GTFP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增加促进制造业GTFP增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增强技术吸收能力，进而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 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认识OFDI逆向技术溢出发挥积极作用的内在机制，进而有利于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高质量发展。

文章运用2003—2015年数据,采用修正的国际技术溢出模型,构造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进口贸易路径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FDI和OFDI路径并未显著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受人力资本、研发强度、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开放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当跨越各影响因素的门槛值之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地促进技术进步。

文章运用LP模型测算了OFDI反向外溢的国际研发资本,用东道国制度变量与我国OFDI反向外溢的国际研发资本的交叉项作为衡量指标,应用面板协整技术研究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东道国高效的公共治理、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完善的技术市场体制均可通过与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协同作用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但其对外开放度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文章利用1997—2016年国家层面的相关数据,从技术进步的短期效应——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的长期效应——全要素生产率两个视角考察了制度距离、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距离、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可显著正向提升我国综合创新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仍是影响我国综合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因素;以OFDI与人力资本结合的吸收能力可以提升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实证检验了1978-2015年间中国跨国公司对于OECD国家的海外投资(OFDI)是否形成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将东道国的技术集聚细分为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专利和高新技术产品产出四个维度,研究了四维度的东道国技术集聚对我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不同。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于OECD国家的海外投资确实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研发投入更多(包括资金和人员投入)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更强的东道国的投资,而与东道国研发的核心产出(专利申请量)没有显著的关系。中国跨国公司的吸收能力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国跨国公司以及轻资产型的、规模适中的年轻跨国公司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更明显。

针对当前中国OFDI的"制度异象"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投资国的相关数据,从东道国的反馈效应视角,将国别制度距离、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OFDI区位选择纳入同一框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中国OFDI区位分布中的作用,并进一步解释"制度异象"。研究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果越强的东道国越是吸引中国的OFDI,更关键的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正向调节国别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也即削弱国别制度距离对OFDI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选择制度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是由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作用造成的。上述结论表明,应大力优化国内制度环境,提升制度质量,为企业的不同OFDI动机提供对应的制度优势。对外投资企业需加大内部投入,增强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

文章在阐明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包括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扩散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在内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制度环境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OFDI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文章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地区)高度集中在亚洲的状况,扩展C-H模型,对我国OFDI投资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来考察我国进行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R&D资本的溢出将会对我国的技术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我国的技术水平提高的效果并不明显。

为检验近年来我国迅速增长的OFDI是否获取了来自投资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的动态形式,实证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现阶段OFDI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逆向技术溢出的产生有一定的时滞性;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东、中、西部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依次减弱;国内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和负向的"双重作用"。

基于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通过OLS、DIFF-GMM、SYS-GMM3种基准线性回归方法论证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以OFD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以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回归模型。结果发现:随着地区腐败程度加深,我国区域创新能力逐渐减弱;以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跨越门槛点后OFDI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最后,结合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即期冲击。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单位变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正向冲击且持续性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地区腐败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向冲击作用。

为检验我国OFDI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产生的条件,运用我国2004~2010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OFDI渠道获得的国际R&D并未显著提升我国的TFP。然后考察了6个衡量母国吸收能力的指标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经济开放度和研发强度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没有起作用;技术差距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我国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目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从向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投资转变为向欧美、大洋洲等国家投资,特别是2015年-2016年期间,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几乎为相同水平,由此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文章区别于其他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分析,更多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为对外投资的科学持续发展提供了建议。

投资动机在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相关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投资动机、制度距离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关联。结果表明,中国OFDI的确受投资动机的驱使,但制度距离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而削弱投资动机的驱动力。尽管如此,东道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也能削弱并逆转制度距离的负向调节作用,意味着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别制度距离具有替补效应。换言之,如果该东道国具有较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则企业会较少考虑国别制度距离带来的高昂成本,选择在该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运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以及金融结构三个维度构建门槛模型，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对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都对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超过一定水平值后，ＯＦＤＩ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将大大提升；越过门槛值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区）还处于门槛值之下，其中中部与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尤为落后。为了更好地发挥ＯＦＤＩ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协调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海外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