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阐述了世界食物安全现状及发展趋势 ,介绍了不同国家实现食物安全的模式及其政策选择 ,分析了中国食物安全成就及未来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根据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中国实现 2 1世纪国家食物安全可持续性的战略举措。

介绍了食物安全的基本特征,分食物数量、质量、营养和可持续性发展四个方面对中国食物安全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生产、消费、预警三方面对食物安全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

21世纪前期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走向国际贸易一体化和进入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未来人口持续增长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球贸易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国内体制和制度的转型,使中国人地矛盾更趋尖锐、市场竞争空前激烈,这无疑对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源基础和农产品的供需平衡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食物安全。论文重点分析了我国水土资源态势及其对可持续食物安全的影响,指出水土资源总量短缺及其空间上的不匹配状况将直接影响着中国可持续食物安全,到2030年中国粮食缺口可能在760×108kg左右;实现中国可持续食物安全应立足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目的】食物安全关乎国计民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新发展阶段保障食物安全的重要举措。【方法】本文基于2014—2022年中国谷物，肉类及其副产品，蛋、奶等产品，水产品，糖类，食用油料，蔬菜以及水果8类主要食物进口贸易数据，从进口贸易需求层面，使用GM(1,1)模型预测2023—2027年主要食物进口贸易规模变化情况，从进口贸易市场现状层面，测算市场集中度（CR4指数、HHI指数）以及进口贸易重心变化，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影响主要食物进口贸易额增长率的主要因素，研判进口贸易安全态势，为保障中国食物安全提供建议。【结果】(1)中国目前口粮绝对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但非口粮食物供给无法完全依靠国内市场得到满足，需要长期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而除水产品外的主要食物进口贸易均存在一定风险；(2)肉类及其副产品、谷物、糖类进口贸易额增长率波动明显、幅度较大，且对于其他主要食物进口贸易存在较大影响；(3)主要食物进口贸易重心发生了显著变化，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南美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在中国食物进口结构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结论】通过中国食物进口贸易向“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的战略调整，贸易稳定性有所提升，然而随着未来中国食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大，要保障进口贸易安全仍需探索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模式。

在俄乌冲突影响下，国际农产品出口下滑，乌克兰农作物产量面临下降、农产品出口减少，俄罗斯化肥和能源等产品出口受限，国际食品和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急剧上涨，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传导至全球食品价格上涨，全球食物供应紧张局势加剧。受国际市场影响，我国化肥、农用柴油、饲料粮和食用植物油价格普遍上涨，种养业的生产成本显著增加。为防范地缘冲突和国际食物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应确保口粮绝对安全，树立大食物观，着力破解饲料粮短缺问题，全面提升我国油料生产能力。为此，我国应加大粮食生产支持力度，大力推进饲料粮减量替代，加强油料政策支持和科技创新，构建农业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引导食物消费。

虽然中国在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的衣食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但近年来人们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却产生了极大的关注。本文的目的是试图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食物和粮食安全做一评估。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目前不但不存在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因素 ,而且中国还是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食物和粮食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中国也能够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保持高水平的食物安全。中国需要重新审视粮食安全问题 ,建立粮食安全的新框架。

疫情背景下国际食物市场失灵问题更加凸显,使得低收入国家、地区和脆弱群体面临更为严峻的食物和营养安全形势,加强食物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的需求日益迫切。但同时国际合作也面临着受疫情冲击导致的治理目标和手段变革、预算削减等挑战。疫情压力下,中国积极参与食物安全国际合作不仅有利于实现全球食物安全目标,也有助于保障中国食物安全。总结以往国际合作中遇到的瓶颈,中国需加强食物安全国际合作的统筹规划和区域层面合作,深入推进多边合作尤其是南南和三方合作,并鼓励非政府主体的参与;在经贸协调、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利用中国产业优势和发展经验帮助东道国提高食物产能并加强供应保障能力的建设。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扩散,许多本就因为冲突、自然灾害或气候变化而深陷食物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的防疫形势也日益严峻。虽然目前全球食物供给总体充足,食物价格稳定,但疫情的快速蔓延将给全球食物安全带来威胁。由于隔离和边境关闭,市场、供应链和贸易受到波及,全球食物的供给受到影响。食物流通渠道可能因运输中断和更加严格的检疫措施而受阻,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增加、效率降低。一些国家为保障国内食物供应而采取限制出口的行为,将影响依赖于粮食进口的国家进口粮食,也不利于依赖于出口初级农产品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封锁措施带来的经济影响使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下降,居民获得充足的营养食物变得更加困难。食物安全不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各国应当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和全球治理,对最弱势群体采取迅速的保护和援助措施。既要确保国内食物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同时,应该保持贸易开放,并利用和创新电子商务保障食物供应,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经过40年显著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当前的目标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可持续性和公平的基础上,更好地连接经济与市场,让市场决定最优的生产水平,农业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健康中国2030、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中长期战略推动下,政府及学术界对营养问题的关注持续提升,农业与营养的联系逐步增强,但"农业-食物安全-营养"的有机融合与衔接还尚未形成。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和食品行业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中国食物安全战略决定的国民食物营养与健康状况不仅影响中国的国民身体素质,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能否顺利转变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新的食物安全战略提升国民营养水平,并采取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农业与食物安全和营养的联系。论文基于国际经验的食物安全战略发展思路,梳理中国食物安全面临的新旧挑战,提出食物安全新愿景以及相应政策建议,为营养导向型农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提供决策支持。中国食物安全面临的挑战诸多,与食物安全与营养高度相关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耕地资源不足与退化、水资源紧缺与污染、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影响等自然资源和环境压力,农业生产补贴提高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膳食能量摄入不足、微量元素缺乏以及膳食能量和营养摄入过剩的营养不良"三重负担",食品安全问题以及食物损失与浪费问题。因此中国在经济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侧重质量增长的深化过程中,将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和制度及技术创新,这意味着农业需要生产高价值、营养和安全的食物,更高效地使用水、土地和能源,保护环境和促进平等,因而需要中国食物安全战略顶层设计上的系列转变。据此,本文提出了营养导向型的中国食物安全的新愿景,即将营养指标作为中国食物安全战略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足,并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和超重率以及肥胖率。为此需要以关键领域的重大改革为基础,改进营养治理、通过市场信号传递营养导向、推动营养目标的农业生产、建立更安全的食品价值链、以政策创新促进可持续的营养饮食、加强营养教育并开展循证发展支持营养导向的食物安全新战略的实施。

在进入８０年代以来和走向２１世纪的进程中，为实现中国粮食和主要食物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保障中国的食物安全，迫切需要把战略重点逐步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用内，中国的粮食和主要食物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不平衡是影响食物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食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有很大的潜力。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从中国国情出发，应重点开发蛋白质资没，提高人民膳食中优质蛋白质比重。为此，要加快实施“三元结构工程”，推行“大豆行动计划”，加强多种食物资源的深度综合加工，建立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的复合产业体系。中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转变时期，市场机制发育很不完善，食物供给常有较大波动。对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由国家食物储备制度、风险基金制度、保护价格制度，组成三位一体的有力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一个由灵敏准确的信息系统、功能完善的模型系统、综合集成的专家系统三大部分组成的食物安全和预警系统，及时地发布食物安全动态，以支持政府科学的决策。

“大食物观”对我国食物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应对资源短缺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长的重要战略。但我国食物缺口估算结果差异明显、食物安全与资源安全之论尚不明晰，不利于深入理解践行“大食物观”。基于膳食营养视角，文章从生产、消费、营养多维度估算我国主要食物供需缺口、绘制缺口矩阵，并从环境视角进一步匡算食物缺口下虚拟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缺口。研究发现，我国食物缺口至少存在四种类型，其中豆类、奶类等“产需双缺型”和食用植物油、肉蛋等“生产不足型”是关键短板。远期来看，食物供给存在营养不均和资源支撑能力不足两大隐患。文章认为“，大食物观”下，食物安全和资源安全“一体两面”，需保障食物、资源双安全，既要引导居民营养消费、改善食物供需结构，还需拓展国土空间资源、减轻耕地水源压力，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

在大量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时序、区域、数量、结构等不同层面系统考察了我国食物生产、消费、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与态势。结果表明：我国食物生产明显具有波动与阶段特征、弱质与低效特征、区域与大国特征；人均肉蛋奶菜消费增长迅速，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又明显存在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我国是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有上升趋势，调控中存在逆向调节和反应过度现象；政府对食物供求的调控政策具有应急性和不持续性的特征。

在未来的 30年中 ,中国的人口将继续增长 ,至 2 0 30年达到峰值 1 6亿 ,净增 3亿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均食物需求的量与质越来越高。届时中国食物的保障能力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到 2 0 30年 ,满足上述食物需求量 ,食物主要来自耕地的生产潜力和非耕地的食物替代生产两方面。在政策非常强有力、一切从保护耕地出发、严格控制耕地占用和维持动态平衡的条件下 ,到 2 0 30年 ,中国耕地面积可保持 1 31× 1 0 6 hm2。而中国到 2 0 1 0年、 2 0 30年年人均需求粮食分别为 42 0 kg和460 kg,这两个基期年分别需求粮食总量为 5 796× 1 0 8kg和 7360× 1 0 8kg。研究认为 2 0 1 0年、 2 0 30年中国耕地动态变化后食物保障能力分别在 93%和 87%。非耕地资源食物替代是补充食物生产和缓解耕地压力的重要途径。 2 0 30年其食物替代能力可达到 90 0 0 0×1 0 3t,其中草业 3380 0× 1 0 3t,木本粮油 1 70 0 0× 1 0 3t,水域 2 5 82 0× 1 0 3t,野生生物 1 340 0× 1 0 3t,非耕地的事物替代能力达到约 1 0 %。中国食物生产与发展的四个保证 ,一是有效的保护耕地政策 ,二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科技投入 ,三是构建食物生产体系与保障体系 ,四是高效利用水资源的技术与措施。粮食需求分析

中国经济崛起显著地增强了国力,大幅度地减少了贫困。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也引起了国内外各界对中国以至世界食物和能源安全等问题的担忧。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中国和世界食物、能源及整体经济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改进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模拟了中国经济不同增长方案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对本国和世界的食物安全带来威胁;虽然中国对世界能源及其他矿产资源的进口依赖性有所提高,但中国进口占世界能源贸易的比例并不大,且通过资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能够显著减少进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将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大部分国家也将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