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牛奶的消费量势必不断增长,因此,研究奶牛饲养成本和收益的影响因素,推进规模化养殖,对稳定牛奶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不同规模奶牛养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结合奶牛养殖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降本增效和稳定奶业发展的建议。

本文采用变动成本法和敏感性分析,对2007~2012年不同规模下奶牛养殖主产品的成本收益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奶牛养殖成本、收益呈上升趋势,养殖规模与成本、收益正相关。但养殖规模越大,养殖效率不一定越高。分析后得出结论:规模化发展推动了养殖成本的上涨;奶牛养殖收益风险逐步降低。

本文首先分析了乳制品进口对中国奶牛养殖效率及不同规模养殖主体养殖效率差异化影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28个原奶主产省区面板数据,通过技术差距模型,实证检验了乳制品进口对中国不同规模奶牛养殖主体养殖效率水平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乳制品进口增加从总体上有利于推动中国奶牛养殖业产业整合,具体而言,乳制品进口增加对散养户养殖效率产生负向冲击,加速其退出奶牛养殖业;对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奶牛养殖主体的养殖效率则产生程度不同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小规模养殖主体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中规模养殖主体其次,大规模养殖主体的正向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应科学审视中国乳制品进口贸易形势,实行合理的乳制品贸易开放政策,推进建立多元化的适度规模养殖主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养殖业总体效率水平不断提升。

小规模奶牛饲养已经成为制约国内乳品行业发展的"软肋"之一.运用VRS的一阶段DEA模型方法,测算了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奶牛生产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规模效率来看,中规模的规模效率最高,散养的规模效率最低.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奶农养畜规模很小(2~10头),为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引导和鼓励奶农进行专业化生产,尤其是鼓励养畜能手放弃种粮食而专门养奶牛(羊),并给予适当的补助或政策优惠.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和黑龙江省双城市、尚志市等地奶牛养殖基地调研获得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原料乳生产系统的养殖主体在奶牛养殖、挤奶和售奶环节的集中分散程度及各利益主体间相互关系,将原料乳生产系统分为分散型、半集中型、集中型和统一型,分析不同类型原料乳生产系统的运行机制并运用统计分析中非参数检验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法对不同类型的原料乳生产系统奶牛养殖成本收益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原料乳生产系统的发展趋势。

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财政惠农举措,奶牛保险政策的目的在于利用保险手段建立疫病和自然灾害的风险防范机制,稳定养殖户收入,调节并促进养殖户的奶牛养殖行为。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500户奶牛养殖户的问卷调查,应用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奶牛保险政策对养殖户奶牛养殖规模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养殖户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奶牛保险政策的参与显著改变了养殖户的奶牛养殖决策行为,有助于提高养殖户从事奶牛养殖的积极性,激励养殖户扩大奶牛养殖规模。

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财政惠农举措,奶牛保险政策的目的在于利用保险手段建立疫病和自然灾害的风险防范机制,稳定养殖户收入,调节并促进养殖户的奶牛养殖行为。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500户奶牛养殖户的问卷调查,应用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奶牛保险政策对养殖户奶牛养殖规模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养殖户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奶牛保险政策的参与显著改变了养殖户的奶牛养殖决策行为,有助于提高养殖户从事奶牛养殖的积极性,激励养殖户扩大奶牛养殖规模。

本文基于2008-2017年我国奶牛养殖的成本收益和DHI测定的宏观数据,首先使用随机前沿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我国奶牛养殖的技术效率;然后,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DHI测定和养殖规模对我国奶牛养殖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奶牛养殖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74,并且在2008-2017年变化不明显;DHI测定可以显著增加奶牛养殖技术效率,降低技术效率的波动。相对于散养,大规模养殖的技术效率更高,但是对技术效率的波动没有影响。我国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对DHI政策的支持,并且适度的增加大规模奶牛养殖,提高我国奶牛养殖的技术效率。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开始认识到发展奶牛规模化养殖是提高原料奶质量,促进奶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发展多大规模的奶牛养殖才是最具可持续性的这一问题仍具有争议。本文首先对我国奶牛规模化养殖基本情况进行分析,然后运用MESMIS方法从生产率、稳定性、适应性、公平性和自控力五个属性分别选取指标,构建了适用于奶牛规模化养殖可持续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最后将该可持续性指标体系应用于内蒙古地区18个奶牛养殖场,得出大规模养殖场的可持续性最高,小规模养殖场的可持续性居中,中等规模养殖场的可持续性最低的结论。据此提出两点政策建议:鼓励牧场模式的发展,促进养殖小区向牧场模式的转变;继续加大力度建设大型牧场...

【目的】基于我国林麝养殖业行业标准未定、人工养麝效益问题计量不清的现状,以成本收益法分析林麝不同养殖模式下的经济效益水平。【方法】通过对我国最大林麝养殖县——陕西凤县各类典型麝场的实地调查,从规模、雌雄性比、经营目的、发展阶段的麝场养殖成本构成及收益水平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结果】1)麝场有仅生产麝香、仅出售幼麝、麝香+幼麝兼营3种经营目的;根据生产成本构成特点可划分为大(100只以上)、中(40～100只)、小(40只以下)型3种规模;根据经营年限不同有起步、加速发展、成熟3种阶段。2)麝场有多种养殖模式:药企投资建设的养麝公司为龙头企业,规模最大,以生产麝香为唯一目的;私人投资建设的养麝公司为专业大户,基于投入资金的多少既有中型、也有大型,以兼营麝香和幼麝为目的;家庭农场经营的中型麝场,兼营麝香和幼麝;家庭散户经营的小型麝场,起步阶段时通常以出售幼麝为主要目的。3)大、中、小型麝场平均每麝饲养成本分别为每年3 963. 58、2 798. 55、3 296. 29元,大型麝场的单位饲养成本普遍高于中小型麝场,规模优势体现不足。4)收益水平依麝场规模、经营目的、雌雄性比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有所区别,中小规模、雌多雄少、兼营出售麝香+幼麝、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时的单位成本收益相对更高。5)龙头企业由于单位生产成本高、养殖种群偏雄、专营麝香生产的特点,是经济效益相对最低的一种模式,但其生产的麝香在下游制药环节将创造更高的附加值。6)专业大户的生产经营特点在养麝环节中最具优势:相对于仅生产麝香的龙头企业,兼营麝香+幼麝收益更高;相对于小型麝场,抵御风险能力更强;能灵活调整养殖种群结构,以创造更大的盈利空间。【结论】基于对典型麝场麝资源结构和经营策略的分析,我国林麝养殖产业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宏观上看,虽近年来麝香产量的增长仍落后于林麝养殖种群规模的增长,但经营者由"繁殖炒种"向"驯养取香"转变的趋势已有显现,表明林麝养殖业正在由不成熟向成熟发展;微观上看,麝场的经营是可持续的,长期经营的麝场并没有因林麝老龄化而进入衰退期。针对一些案例暴露出的问题,建议:发展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与利用须坚持保护优先原则,科学的人工繁育应同时实现保护野外种群资源和满足市场需求2个目标;龙头企业在起步阶段需要一定的政策扶持,以平稳度过效益水平低的困难时期;政府及行业协会应引导养殖大户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减少扰乱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

近年来,随着奶牛规模化养殖程度的不断提高,规模奶牛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是世界奶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为防治奶业环境污染问题,各级政府纷纷颁布了一系列奶业环境污染防治法规和政策。在奶业环境污染防治法规和政策的限定下,规模化奶牛养殖场不断探索粪污清理及处理工艺。文章在介绍美国奶牛养殖业概况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其针对规模化养殖制定的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总结了其牛场粪污处理所采用的三种主要模式,旨在为我国规模化奶牛场环境控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运用2004-2011年我国奶牛养殖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分别从全国层面和省份层面对比分析了奶牛养殖模式(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与原料奶生产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散养和小规模的TFP小于中规模和大规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规模和大规模奶牛饲养的规模效应日益凸显;从省份层面看,原料奶生产的TFP是否随养殖规模的扩大而增加或者缩小,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差异:内蒙古和吉林的TFP随养殖规模扩大而增大,相反地,山东和河南散养模式的TFP相对更高;全国层面和省份层面的研究都显示,2004-2011年间我国原料奶生产的全...

基于2013—2019年中国四大肉牛优势产区不同规模肉牛养殖户的生产投入、产出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和成本效率模型,从分配效应和价格效应两方面测定肉牛养殖成本效率变动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近年肉牛养殖投入要素价格呈上涨趋势,肉牛产业面临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增大;不同规模肉牛养殖的投入要素成本和价格存在一定差异性。肉牛养殖整体上表现出成本效率下降,规模差异明显,大规模、小规模、中规模下降程度依次递减,投入物质要素价格负效应明显。中原产区和西南产区肉牛规模养殖成本效率上升,西北产区和东北产区各规模养殖成本效率均下降。整体上,相对于散养方式,肉牛规模养殖的投入冗余较低;在劳动力同质假设下,肉牛规模养殖劳动力投入冗余度最高。

基于2013—2019年中国四大肉牛优势产区不同规模肉牛养殖户的生产投入、产出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和成本效率模型,从分配效应和价格效应两方面测定肉牛养殖成本效率变动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近年肉牛养殖投入要素价格呈上涨趋势,肉牛产业面临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增大;不同规模肉牛养殖的投入要素成本和价格存在一定差异性。肉牛养殖整体上表现出成本效率下降,规模差异明显,大规模、小规模、中规模下降程度依次递减,投入物质要素价格负效应明显。中原产区和西南产区肉牛规模养殖成本效率上升,西北产区和东北产区各规模养殖成本效率均下降。整体上,相对于散养方式,肉牛规模养殖的投入冗余较低;在劳动力同质假设下,肉牛规模养殖劳动力投入冗余度最高。

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探究奶牛养殖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对于实现奶牛养殖业绿色转型、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个省份奶牛养殖面板数据，利用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模型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效率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奶牛养殖产业集聚与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规模效应”先发挥作用，在跨越产业集聚拐点以后，“拥挤效应”将起到抑制作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后，计算所得的奶牛养殖产业集聚拐点值为3.10,即拐点左侧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显著提升环境效率，拐点右侧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将会降低环境效率，稳健性检验证实倒“U”型关系依然成立；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养殖优势区域拐点值为4.19,明显高于普通区域的1.40,目前仅有少部分区域跨越拐点值，绝大部分区域依旧需要发挥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以提升环境效率；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政府环境支出的无效扩张、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以及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会显著抑制奶牛养殖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提升作用。因此，本文提出鼓励推进奶牛养殖集聚发展、优化奶牛养殖空间布局、时刻关注奶牛养殖集聚规模、构建多元化主体协同治污机制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