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灾难冲击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灾难冲击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一个中美两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从经济开放度中的贸易开放度与资本账户开放度两个角度对中美两国TFP灾难冲击的跨国传导效应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进行研究。本文发现:中美两国TFP灾难冲击均具有负面的跨国传导效应;美国TFP灾难冲击通过贸易渠道而非资本账户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并抬升进口商品价格中枢形成输入型通胀;降低中美两国贸易开放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能缓解TFP灾难冲击对中美两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反而会造成中美两国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削弱TFP灾难冲击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美国货币当局对美国TFP灾难冲击进行调控时对中国产出存在挤出效应。

本文通过引入政府生产性支出拓展了包含灾难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数值分析表明,相对于不含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灾难冲击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等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在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两种情形下对比分析了我国面对灾难冲击时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应对灾难冲击时,相对于相机抉择,规则行事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失较低;(2)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灾难冲击对消费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但同时会弱化债务对灾难冲击的吸收作用;(3)引入通货膨胀惩罚(或厌恶)后

本文通过引入政府生产性支出拓展了包含灾难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数值分析表明,相对于不含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灾难冲击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等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在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两种情形下对比分析了我国面对灾难冲击时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应对灾难冲击时,相对于相机抉择,规则行事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失较低;(2)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灾难冲击对消费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但同时会弱化债务对灾难冲击的吸收作用;(3)引入通货膨胀惩罚(或厌恶)后政府可以更多地倚重于债务发行来吸收外部不利冲击,从而缓解相机抉择下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减少经济福利损失。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等重大风险发生会对经济活动和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冲击。本文从商品需求侧与商品供给侧引入重大风险冲击并将“双金融摩擦”引入新凯恩斯DSGE模型来探究重大风险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与金融风险效应，并分析财政货币政策对重大风险冲击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重大风险冲击通过推高企业贷款违约概率导致金融风险水平上升和经济衰退。第二，当重大风险冲击对商品需求侧的影响大于对商品供给侧的影响时，经济波动加剧、金融风险水平上升。第三，下调企业所得税通过改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降低金融风险；下调无风险利率虽然能够削弱重大风险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负向影响，但会导致金融风险积累。因此，为应对重大风险冲击，中国应做好对困难企业的财政支持与信贷支持，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宏观经济下行风险与金融风险的能力。

加入WTO后 ,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问题 ,一方面是国内金融机制还很不健全 ,另一方面是国际金融风险更容易波及我国 ,这对中央银行的监管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效果 ,相关各方面进行的改革及采取的措施 ,应力求在成本最小化下的前提下 ,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文章选取中美两国1996～2011年的数据,采用SVAR模型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及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传导渠道的重要性依次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中美贸易差额、国际商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使得美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高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高于美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幅度。

零利率在全球有不断蔓延之势,与其相伴而生的问题正深刻影响着经济与金融的稳定,为此构建了开放经济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嵌入零利率下限约束条件,以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为研究对象,围绕开放经济条件下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的国外货币政策外溢冲击与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问题开展研究。研究发现:第一,相比较非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零利率下限约束时期的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减弱,这一结果减轻了对流动性陷阱可能会加剧风险外溢与蔓延至中国的担忧。第二,无论国外主要经济体处于零利率下限约束还是非零下限约束情形,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都是对称性的,未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周期的影响。故此提出中国需密切关注国外政策外溢风险,坚持政策调控定力与自主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

运用季度依赖(Quarter-Dependent)可变系数VAR模型,首次对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季度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冲击存在显著的季度效应,不同季度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存在季度效应,可能是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

次贷危机后,美国选择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贸易渠道和货币渠道传导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出口额、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有长期正效应,对产出则有短期的正效应,且贸易渠道是该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中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影子银行是二十世纪全球最重大的金融创新，也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最重要原因。相比美国对影子银行定义为常规银行体系之外的投资通道、工具和结构，中国的影子银行通常围绕银行展开，是扮演着“类银行”角色的金融信用中介活动。因此，在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体系下，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更为明显。但影子银行如何具体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没有成熟理论作为指导，学术研究上也没有形成共识。对此，西安交通大学高蓓副教授团队完成的《影子银行冲击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一书是从学理上回答影子银行如何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一次重要探索。

基于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框架,分析和比较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下,利率市场化提高了其调控产出和通胀的能力;价格型货币政策下,利率市场化没有提高其调控产出波动的能力,但是却较大幅度提高了其调控通胀的能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从调控作用时间和影响程度来看,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较好。

本文在构建资本流动、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内生联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探讨其动态演变关系。研究发现,三者间的联动或调控效应受经济金融形势、个体行为偏好以及政策制度改革等影响而存在时变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夕,资本账户开放和房股等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得资本流动与金融周期间的双向正反馈联动逐渐增强,而近年来金融去杠杆化改革和利率政策对资本流动的关注则降低了该联动效应。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动和金融周期的调控效应受外部金融冲击和内部基本面等因素影响,美联储量化宽松的外溢效应和经济新常态下行压力的顺周期机制增强了货币政策的负向冲击。本文为货币当局平抑跨境资本波动与调控金融周期平稳运行提供启示。

伴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也在进一步扩大，从而使金融系统及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受到严峻挑战。文章通过构建SV-TVP-VAR模型深入分析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影响，同时探究了货币政策对两者的调控效果。结果表明：短期跨境资本流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抑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国内外金融市场动荡时期更为显著；“价格型”货币政策相较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调控作用更为明显；此外，货币政策也会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调控效果。但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受跨境资本外流压力的影响，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效果失效。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不断加大。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货币当局越来越需要考虑和其他国际经济体特别是大国开放经济体政策协调和博弈。根据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模型，构建了国际货币政策冲击模型和国内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利用中美两个大国经济体的相对变量数据，计量了中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美国退出量宽政策和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的响应过程，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和相关政策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