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面临气候危机挑战的背景下，以纽约和伦敦等为代表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积极采取行动，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支持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作为中国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贯彻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积极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评估指标体系，对标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对上海提升绿色金融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并对上海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包括打造有一定创新和推广价值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评价激励机制，大力发展转型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气候投融资等绿色金融重点领域等。

近年来，绿色金融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鉴于金融在当代经济社会特别是绿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未来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实践应用角度来看，国内外发展绿色金融的理论研究、政策探讨等多从宏观方面强调绿色金融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的生态专家、环境学者以及经济学家对绿色金融做出大量的基础性研究，但缺乏完善的体系制度，如何在实践中推广应用绿色金融，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运行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在国际绿色金融实践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当前发展绿色金融的基础条件及关键制约因素分析，讨论了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建设思路与发展对策。

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引擎，近些年来，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经济保稳转增的重要支点。为促进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并填补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间的数字贸易鸿沟，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首要任务是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在阐述数字贸易概念及分类的基础上，剖析了上海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现实基础、优势条件及严峻挑战，并针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统计问题、法律法规问题、安全与开放问题、巨额逆差问题提出了路径选择。

绿色债券市场正在吸引新的发行者和更加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然而与传统的债券市场相比,绿色债券市场发展仍然缓慢,市场规模较小,投资者、发行人和金融机构在绿色债券的投资、承销和风险管理实践方面都面临挑战。这些挑战阻碍了绿色债券作为环境保护的关键工具功能的发挥。本文提出要通过制定共同的绿色债券框架来推动发行标准化、不断提高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增加一般的融资工具等建议。

高铁枢纽布点决策是国家进行高铁枢纽规划建设的重要依据,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高铁建设的顺利开展,对枢纽效能的充分发挥起到关键作用,并对枢纽运行长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是实现高铁枢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综合借鉴多种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重点挖掘绿色城镇群理论内涵,分析高铁枢纽对绿色城镇群发展的影响,结合典型高铁枢纽特征,建立高铁枢纽布点决策评价体系。

首先分析了四川省的区位优势以及全球疫情背景下其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情况。然后基于SEIR仓室仿真模型和进出口依赖度定量评估四川国际物流枢纽受疫情影响产生的风险,并提出相应对策。最后探讨了疫情形势下四川国际物流枢纽新的发展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涵义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金融枢纽,这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开放创新提出了明确定位、指明了前进方向。"国际金

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的发展对湖北的经济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介绍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规划情况的基础上,分析经济、交通互通对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发展的必要性。结合国内外以航空货运为主的物流枢纽典型案例,得出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的发展启示,再分析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发展的经济环境、区位交通环境、政策环境,进一步进行SWOT分析,最后提出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发展的对策。

物流枢纽是物流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其在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调查法、归纳法等多种方法,对相关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家最新的政策法规,提出长沙市物流枢纽建设的基本思路。从新起点、新挑战、新任务与新举措四个层面,对长沙市打造国家物流枢纽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思考与建议。提出长沙建设国家物流枢纽要大力培育枢纽产业体系,要以长沙都市圈融合发展为契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融合发展,产业布局协同发展,促进物流要素自由流动,努力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动综合枢纽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转变。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本文运用产业生态理论和物流枢纽建设逻辑,重新审视"一带一路"关中城市群现代化物流产业体系构建,分析物流产业内部、科技与物流、人力资源与物流、现代金融与物流之间不协同的七个方面的主要表现。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关中城市群国际物流枢纽若干政策措施建议。

自1980年以来，增长极理论日渐成为我国学者用以指导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2009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正式成立，迄今历经三次迭代升级，已被明确定位为长三角强劲经济增长极的“极中极”。2021年3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将合肥纳入“彩虹桥”版图，其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合肥打造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为长三角企业提供便利金融服务。基于安徽省及合肥市经济发展阶段、产业集聚基础、城市发展潜力，本文尝试从增长极的视角，为合肥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转型升级，链接虹桥枢纽优质资源出具建设策略。

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国之基和兴国之本。工业作为我国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领域，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对资源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无论是从提高国际竞争力，还是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推进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必要而紧迫。《巴黎协定》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显著影响。中国工业领域实现深度绿色转型，需明确气候变化新目标，建立倒逼机制，坚持开放、共享的发展指导理念，围绕＂南南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工业绿色低碳产能输出，以适应国际国内新的气候治理格局。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在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里也是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缩影。改革创新勇立潮头交易中心成立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1993年底,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决定从1994年起,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进一步改革我国的

欧盟在绿色金融创新应用领域构建了目标清晰、立法完备、标准统一、与国际高度接轨的绿色金融法律框架体系，不断调整碳减排承诺和绿色金融战略，积极探索推动绿色金融实践。欧盟绿色金融建设同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欧盟内部在实施绿色金融战略方面存在争议、公共财政和私人资本均难以填补绿色投资缺口、低碳转型逐步脱离公平原则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已正式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由此衍生出巨大的投融资需求。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以解决融资问题方面，中国可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有选择地借鉴欧盟经验，遵循适度从紧、循序渐进的发展原则，同时加强制度、标准、创新等方面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