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为成熟的代表作之一,而解释学为《资本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一般解释学"无视《资本论》研究的"解释学处境",呈现出绝对主义倾向。在"哲学解释学"视角下,"语言""间距""视域""解释学循环"和"经验"等成为《资本论》研究过程得以正常展开的基本条件。只有立足于社会实践,通过解释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结合,利于避免《资本论》的"哲学解释学"陷入主观主义困境,从而挖掘和发现《资本论》的不朽价值,推进中国特色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

《资本论》第三卷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时,用较大篇幅论述了虚拟资本理论,全面系统地阐释并揭示了虚拟资本的生成发展、表现形态、作用机制及运作规律。当前,周期性金融危机不时发生的世界背景及实体经济逐步衰退的全球趋势,背后都有虚拟资本作用的影子。基于解释学视域并运用解释学方法对《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进行剖释,能够为经典文本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其主要体现为:时代发问与文本反馈的"问答逻辑"开启对虚拟资本理论解释学视域剖释的进程;《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所揭示的科学真理为理论解释的持续在场奠定基础;"前见"理解结构的历史性存在构筑虚拟资本理论阐释的视域;"间距"的客观作用提供虚拟资本理论理解有效性的条件;解释的循环性启发虚拟资本理论时代化理解的价值旨归。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以民族国家为主，并带有地域属性和政策研究色彩。区域国别学自2022年被纳入一级交叉学科以来，国内学界日益重视其学科建设与方法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旨在综合运用人文与社科方法，一方面，它强调人文学科中的调查研究，重视用田野调查、历史考证等方式来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它也重视社会科学中的因果解释，运用过程追踪、案例比较、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定量分析等方式来尝试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随着数据丰富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模拟等前沿方法也逐渐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

课程文本理解的边界是课程文本理解活动中各构成要素对课程文本理解的规范性约束,并使其有别于其他形式的文本理解活动。作为一种动态的规范性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无边界约束下的课程文本理解活动容易出现理解秩序混乱、理解过程失真的失序现象。依据课程文本理解的实际境况,借助中外解释学理论,可以构建课程文本理解边界的要素分析模型,并基于此探究课程文本理解的边界。课程文本内容的官方性与思想的完整性构成了课程文本理解的文本边界;作者的意图和写作文本的时间间距构成了课程文本理解的作者边界;标准读者的属性和特定的理解旨趣构成了课程文本理解的读者边界;意义符合性原则和理解现实性原则构成了课程文本理解的规则边界。探寻课程文本理解的边界旨在澄明课程文本理解活动的发生机制,为课程文本意义寻觅一个合适的栖息地。

在当代消费文化状况下,营销者必须努力去理解消费者在其日常的消费实践中所寻求的意义,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建立的与特定的产品、品牌或其他市场提供物之间不同的基于意义的关系。本文探讨和阐述了应用于消费者研究中以帮助营销者建立这种理解的解释学研究范式,包括它的哲学思想、理论模型和方法论原则。

自现行宪法1982年公布以来,违宪审查以及蕴含在违宪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机制一直是宪法学界的热门话题,有关文章汗牛充栋,以此为主题专门召开的研讨会也不计其数,2009年部分学者草拟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对宪法解释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此后宪法解释一直是许多宪法学人念念不忘的主题之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8年修改宪法时,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是我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在名称上首次出现"宪法"一词,意在为宪法监督与实施提供组织保障。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自此,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作为我国当下宪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已经呼之欲出,引人瞩目。1982年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一制度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规范层面上。在学界长期不懈的呼吁下,尤其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宪法解释机制的启动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宪法解释的切入点在哪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主体又是宪法解释主体的体制下,宪法解释的空间何在?如何协调立法程序和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方法与法律解释方法到底相同还是不同?宪法解释的效力应如何确定?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基础性制度线索中,"宪法解释"处于什么地位?该如何发挥作用?本人受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组织了本次笔谈。六位学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圈可点。

教育对话问题的探讨是对话哲学在教育领域中的一种回应。从作为教育方法的"对话"到作为教育思维方式的"对话",教育对话的内涵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化。由于缺乏对对话的本体论诠释,使得理论和实践对于"教育对话是什么"的追问始终没有结束。本文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场域中的各种对话关系,在本体论层面上透析教育对话的深层内涵。

图书馆学是以社会系统中图书馆事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对图书馆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认识成果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这种系统化和理论化过程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解释过程。理解与解释的关系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关系。解释学的基本理论、方法的引入为图书馆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和辩证统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也是图书馆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和原则。这三个层次构成图书馆学解释的宏观结构。

认为作为人文科学基础的解释学对情报学人文研究范式的巩固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从解释学角度对实现情报学人文研究范式发展的具体途径进行讨论,包括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强调历史社会文化情境、学科传统与权威的重要性、整体性方法的凸现以及对实践作用的再认识等。

解释学对方法论的理解,与传统科学对方法论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当前图书馆学哲学方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者仍然保持传统科学方法的旧观念,在解读新的哲学理论中,不能改变自己的"前理解",达到"视界融合",其结果是出现"误读",难以获得新的哲学方法。

当前我国图书情报界的知识论研究,大量引入西方现代知识论的各种学派理论,但多数研究者还是用"全知"知识观的"前理解"加以解读,所以"误读"是必然的。因此,务必要改变研究者"全知"知识观的"前理解",因为西方现代知识论学派,多数是以"无知"知识论作为理论基础。段小虎在研究中能自觉地运用"无知"知识观,纠正"全知"知识观的弊病,对当前图书情报界的知识论研究,有很大的启示。

本文以消费者内疚动态变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借助解释学的方法揭示了消费者内疚的变化机制。通过对３６个案例的分析，本文得出了消费者内疚变化的六种具体形态，并归纳出导致其变化的四种作用机制，包括情绪自然消退、互惠规则、承诺一致和社会支持。每种机制的作用分别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操控这些因素来服务于自己的营销实践。

世纪之交的教育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即问题意识。解释学语境下的问题意识是对问题的领会并使之成形的投射活动,问题就是揭示事物的意义,提问就是给问题预设某种开放性和某些边界限定,这就要求研究者以一种"前理解框架"对问题进行理解和解释。问题的首要性体现在对研究范式的依赖。真问题是教育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或实践中凸显出来的本土的现实的教育问题。教育研究面临的困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问题"及其研究范式,超越传统的研究边界,在对话中构建理想的"间"性,实现范式转向。

学界对《资本论》逻辑起点的认识有较多的争议，《资本论》逻辑起点可以在实践哲学思维下得到提炼，一些争议可以在实践哲学维度下得到排解。实践哲学以其反思、解释、改造等功能审视历史与现实的逻辑起点，在“人与物”对象化关系中进行过程性的抽象和反思。实践哲学能够从反思主体和反思对象相统一的视角观察对象，把主体的能动性和客观必然性统一起来，从而塑造了《资本论》商品逻辑起点的理论逻辑。商品一般、商品个别推论到商品具体，成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理解《资本论》商品范畴辩证法的关键，给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方法论启示。

2016年5月,由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永刚博士所著的《历史主义与解释学——以"历史性"概念为核心的考察》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由长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