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权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分权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不对称成为环境治理有效的主要障碍之一。2007年启动的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是针对环境分权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一项改革举措，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并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信息沟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更缺乏相关经验分析。“重点污染源监控”使被监控企业无法瞒报虚报排污数据，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也通过释放威慑信号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在提升企业生产绩效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不同企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发展模式等具有明显差异，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机制和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污染源监控”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的节能减排，且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重点污染源监控”对被监控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和减排效应，而对被监控国有企业仅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节能效应不显著);“重点污染源监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但对西部地区和非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没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缓解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了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并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技术进步路径和异质性表现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和拓展了外部政策影响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经验分析，并为“双碳”目标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在维护地方政府环境执法权的同时强化了中央政府对企业排污信息的收集功效，改善了环境分权治理中的排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并结合地区实际、行业属性以及企业特征等进行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节能减排。

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计算了污染治理效率。研究显示:2003—2008年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吨标准煤,节能效率只有0.671,年均COD减排潜力为312万吨,减排效率只有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为1334万吨,减排效率只有0.345,污染治理效率平均为0.660。基于以上地区数据,本文采用了二维矩阵的方法,分析了各地区的节能减排路径,并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及政府采取的激励约束机制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我国节能减排面临的压力,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研究创新方向距离函数探讨中国兼顾节能减排的中期经济增长路径。首先,从研究方法层面探讨如何测算处置坏产出导致的经济增长损失。其次,通过数据模拟测算出适宜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在该路径下,既能实现中国的减排承诺,也能使减排对经济增长的损失降到最小。此外,文章也验证了波特假说,并测算了最优路径下的碳价。

文章以河北省为例,在对区域产业结构演进、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状况深入调研的前提下,筛选关键指标,在Johansen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演进的节能减排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采用情景设定预测法对产业结构演进的节能减排潜力定量估测,进而探讨了化解区域能源与环境双重困境的重要途径与关键任务。

在综合考虑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的基础上,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节能潜力和减排潜力的测度模型。利用1996—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计算其节能潜力和减排潜力。基于此,利用ArcGIS10.0软件分析中国节能潜力和减排潜力的时空演进情况,找到各省节能减排的最优路径。结果表明:整体上看,中国具有较大的节能减排潜力,其中节能减排潜力较大的省份主要有山西、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节能减排潜力呈明显的"西-中-东"阶梯状分布格局,节能、减排的重点区域均有向西部地区

本文从节能减排与产业发展的困境出发,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影响节能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探究其融合路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能够促进整体行业的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然而,这一影响机制存在行业异质性: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并没有显示积极的规制效果,其交互作用显著存在;轻污染行业则相反,环境规制得以有效发挥,但其交互作用并不存在。笔者建议应根据行业特征调整规制政策,从规制工具类型转变、独立规制环境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共同发挥节能减排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恰恰又是能源资源强消耗阶段。节能是指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及环境和社会可接受的一切措施,以更有效地利用能源资源。节能已被称为世界第五大能源,它不仅可以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是减少有害气体排放,降低大气污染的最现实最经济的途径。

随着经济总量的迅猛增加,山西的生态环境近年来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是先污染后治理,还是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这是摆在人们面前两条不同的道路。

中国是对外贸易大国,但在获得贸易价值量顺差的同时,大量出口导致的巨额环境逆差日益凸显。本文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分析2002年、2005年、2007年外贸出口产值及虚拟SO_2、CO_2排放量,发现出口的虚拟污染排放量及占国内总排放比重相当可观,外贸经济贡献要小于污染贡献,这在部分典型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2005-2007年,外贸节能减排取得一定成效,出口虚拟SO_2排放总量降幅10.4%,万元出口产值的虚拟CO_2排放强度下降21%,外贸行业具有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通过调整进出口关税、优化贸易结构、提高产品资源环境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缓解外贸导致的资源环境逆差,更好实现节能减排。

据环保部消息,我国已经完成了大气污染防治9个重点城市的源解析。北京、杭州、广州、深圳的首要污染来源是机动车,石家庄、南京的首要污染来源是燃煤,天津、上海、宁波的首要污染来源分别是扬尘、流动源、工业生产。9个重点城市大气污染源解析结果一出,有人叫好,也有人表示怀疑,甚至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为大城市限车限行作铺垫。但根据环保部的通报,这是正在花费巨资建设的全国空气质量监测网的阶段性成果,分析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目的是有针对性地调整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为促进空气质量

本文基于省域边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相对更强这一事实特征,探讨在国家节能减排五年规划的环境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是否存在战略性减排动机,从而导致环境污染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城市越接近于省域边界,环境污染越严重;随着历次五年规划对节能减排考核力度的增强,边界污染效应越明显,且在五年规划考核力度相对较大的省份,边界效应被进一步加强;当五年规划周期与主政官员任期的错配程度越小、地方官员的年龄相对较小时,边界污染更为严重。作用机制显示:当地方城市越接近于省域边界时,来自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持和监督力度相对较小,工业增加值相对更多,且上述关系随着五年规划环境考核力度增强而更加明显。以上结果说明,在环境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基于城市空间地理特征战略性的减排策略可能是边界污染效应的重要成因。本文从城市地理空间分布的视角揭示了环境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的战略性减排行为及内在机制,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制造业集聚作为最具活力的空间组织形式,在有关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本文通过中国30个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处于中级集聚阶段,大气污染总量随集聚度提高而增加,但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制造业大气污染的缓解主要来自环境规制、FDI等外部因素,内在节能减排动力不足。因此,政府应在大力推进制造业向高集聚阶段发展的同时,引导产业通过自身的环保节能需求来实现节能减排。

本研究从生活源污染、畜禽养殖业污染、化肥及农药施用的面源污染3个方面,分析了崂山水库上游的污染现状,并根据实地调查基础资料,对崂山水库上游污染物入库量和崂山水库的最大纳污量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崂山水库上游污染治理的建议对策。可为崂山水库污染物控制提供数据支持,并可为类似地区污染物控制管理提供参考。

针对我国"十二五"期间污染源环境形势和管理需求,在分析国内外污染源监测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现阶段实施污染源重金属监测技术路线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监测项目及相关技术要求等,进行了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分析。

排污费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将企业外部化成本内部化。本文通过分析电力产业2000-2015年的有关数据,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实证检验排污费的环境治理效果。研究表明:排污费对电力产业二氧化硫排放呈现倒"U"型关系;通过EWIEWS软件对排污费与氮氧化物做XY散点图,结果显示两者是正向关系。电力产业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也存在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电力产业能源使用强度与污染排放是正向关系,电力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减低污染排放量,降低二产比重、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减低污染排放,改善环境。通过对比两种污染物的实证结果得出排污价格的提高,排污费用的增加能够促使污染排放的拐点出现;不同污染物出现拐点的价格标准是不同的。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应该提高排污价格和排污收费标准,增强排污价格引导机制。